趨勢索引 與 未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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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之前已經提論過「同步化」在第二波工業社會是多麼的重要，多麼的主導。一間工廠，只要能夠做到同步，更便利於大量生產，以及流程的標準化。因為同步化，所以我們可以發展不同知識領域的專技化、集中化。這些匯集很自然地，便會集結成一種權力，實現第二波集權化的力量。

然後我們也討論當這個世界慢慢步入第三波的過程中，發現今天的世界大一統的全球化經濟已經沒太多耐性用「等待」的方式來遷就「同步」，第三波要求馬上的同步。而那最後只會得一個結果，就是整個體系趨於一個終極的大同步：實時化。淩晨三點的工作大有人作，是因為我們要與世界各地的金、股、匯同步；在跨國機構打工的知識工人，面前全球各地的同事滙報，每一個員工都得犠牲自己的個人時間，來開一個 conference meeting。我們終於進入了「24/7/365」的非人生活。

在這種極大的超級同步壓力下，第三波社會卻不是只得一種走向。不然的話第三波也只不過是另一種第二波標準化的變種而已。第三波社會是多元性的，它的另一個趨勢，是「異步」或「非同步」。非同步的意思是我們對事物的自然步調展開了一種尊重與關懷。我們明白凡事也不能拔苗助長，有些時間是需要付出。不同於第二波，付出的等待時間是為了達致同步。最終是被一個大目標所支配。第三波提出「異步」時，它同樣要付出時間，但卻回到一種「它本來就需要這個時間」的尊重上。前者我們覺得等待時間是成本，現在「異步化」下的等待時間是一種需要。時間的意義就在這個典範的交接中出現了重大的轉移。

「慢活」概念的流行，提出一種另類的主張，我們要回到大自然的步調上。學習各自有差異，就不用迫著孩子被「填鴨」；吞食要慢才能有利更好的消化，性愛要慢而非沒趣的急速打樁，在解決問題上，也要區分「技術性問題」還是「調適性問題」，後者就是複雜難纒的問題，你用「速戰速決」之道只會令問題更糟，因此他們現在學乖了，提出「以慢打爛」；即爛的問題只能用慢的方式一層又一層剥洋葱的來處理。無疑這些都是與當前要實時化的同步甚有對著幹的意味。

在工作上，人們也到了另一個可以承受的飽和點。現在越來越多人在探討「工作／生活」的平衡 (work-life balance)。以往對他們來說的高薪厚職，或到外地出差的工作條件，已經越來越欠缺吸引力了。他們開始探討工作對生命的義意 (the meaning of life)。這一點尤其突出在近年的金融業上。金融機構一向都是應屆畢業生的理想工作場域，但全球化的金融、用程式進行高頻交易的出現、以及金融風暴的出現等等，令金融業界者在極大的工作壓力之餘，更被形容為貪婪、劫貧濟富的華爾街之狼。大批大批的金融界工作者辭退或被辭退工作後，都聘用所謂「事業教練 (career coach)」來幫助他們重過新生，找出生命的意義。

與此同時，第二波的「大眾宗教」在第三波世界不斷被挑戰之餘，靈性的活動卻如雨後春荀一樣，四處叢生。靜坐作為一種靈性修練，近年更被帶入企業世界。一股被稱為「淨心 (mindfulness)」的運動正在各大的組織中散播力量。一些大企如 Google、Sony 等都不是白目，他們都知道如果再要求這一群精英員工更上一層樓的發揮他們的潛能，就得要滋養而非耗盡他們。而他們驚訝地發現，抽出一些時間學習什麼也不做，竟然可以換來更高的生產力。

超級同步的實時化世界

工業化社會非常重視「同步化」（synchronization）。同步化泛指我的動作不會超前，或落後於其他人。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同一批人，在大約10個月的時間內，一起按步學習該年指定的課程。為了要令這個做法成功，所以有必要考慮他們的心智發展是否一致。當然，我們無法做這個保證，但我們可以將同一個年齡層的人編在一起上課學習。這樣做就有最大的保證。

 

同步進行便可大量生產

同步化的好處就是它為「大量化」創造有利條件。同步上班，因而可以共同以同一速度生產，或同步享受同一服務，例如一起到戲院看電影。父母同步上班，孩子便得同步回校上學，當然這也是因為「集中化」後，數量增加了，得到大量化的好處。同步化與大量化說到底都是手段，一個政府真正關心的是到底我們要花多少錢來教育一個人。「教育一個人」成為「一個人」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但我們也很清楚知道，那可能是一個無底深潭。當然，政府只能承擔有一個「足夠可用」的教育理想。然後我們必須問什麼是一個「足夠可用」的教育目標？在工業社會中那就是足夠讓你有一定的專業能力來參與這個社會。

 

但第三波的未來，同步化的現象又怎樣呢？同步化當然繼續存在，但也勢必遭遇改變。舊有工業社會的同步化，雖然造就大量生產的好處，也同時製造一個非常大的成本：等待。等待的結果是浪費，正正與工業化生產想要降低成本的理想背道而馳。日本的豐田生產方法就是提倡「小批量生產」，因為他們認為在生產線上出現等待的成本非常高。在學校中，一名優秀出眾的學生，卻因為要遷就一般同學的進度，而犧牲自己原可以加速的學習速度，這也是一種浪費。

 

日本豐田生產方法也可以稱為「拉式（pull）生產」，因為它主張產品是由客戶需要才啟動生產，而非大量化生產，然後將之推（push）到市場去。因此，就是在最工業化生產的製造業也開始挑戰生產「同步化」的概念。現在，要求的也是同步，更進一步的是與市場同步。然而與市場同步的，我傾向不再用同步或「超級同步」來形容，我會選擇用「實時化（real-time）」來表達。

 

實時化免去等待時間

實時，是最終極的同步。從不同的層面上我們也看到後工業年代正逐步脫離標準式、大量化的同步生產模式。CNN 24小時的實時新聞廣播打破了「六點半新聞」報道模式，我們實時地在911的時候猶如現場的看到第二架飛機是如何撞向世貿中心，美國總統沒有較我們預先收看、沒有編輯、沒有剪接，只有現場直播。電郵的出現也將我們工作的場境無限地引延到個人生活的空間裏。我們不再是回到辦公室才收到電話、電郵。現在是每一分鐘都要查看電郵。

 

金融市場的分爭秒奪，是將「實時化」推向極致的表現。他們沒有興趣或耐性等待人類在實時行為上的時間落差。在中學時我們在物理課要將按秒表後再得到時間減去零點二秒，那是用在扣除我們反應時間上的落差。金融市場今天都用電腦程式交易，完全取代人手。確保能在微秒之間完成瞬間出現的獲利空間。今天，高頻交易已經佔去美國金融市場六成至七成的交易份額，那也是造成了金融市場急劇動盪的原因。

 

當然，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現象也是個很大的渦輪，推動各個國家的人不分文化、地域與時差，變得愈來愈一體化。商業模式愈來愈相似，各國地方都是在建同一種購物商場，賣同一種產品。但在這種推向同步的極致同時，第三波世界也同樣出現另一種方向，也就是所謂的「異步化」現象。

反思工廠化的全球教育體系

上週我們談及日本的官僚，與國民有五花八門的創意大相徑庭。並認為日本雖然在外表上（尤其是在科技上）已經有很多第三波的特徵，但內核裡仍然是第二波工業社會的技術官僚體系。工業社會強調「標準－大量－同步－專技－集中－集權」，而這恰恰與日本人的文化基因是完美相配的。因此，就算是日本人談創新，他們都會按流程跑。按流程生產創意的好處是它的水平不會太差，但按流程的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產出一些「標準化」的東西出來，那就與「創意」的原意背馳。

雖然我們是在討論日本，其實我希望說的是我們整個世界。現今世界在科技上好像出現了很多很不一樣的工具，令我們可以對舊有傳統的工業生產模式提出種種的挑戰。例如在沒有客製化技術（如 3D 打印技術）出現之前，我們的生產都需要先製造一個模具，這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為了要沖淡這個成本，我們便得要老慮所謂的「每次開機就要印三千件」的這種「批量生產」思維。批量生產就是典型的第二波思維，起碼是「大量－同步－標準」的產物。但現在 3D 打印技術出現了，它將所謂的建模成本降至零。理論上你是可以客製一件貨品。這種生產規限上的釋放是驚人的。然而，我一直在爭議的是，技術已經到來了，我們的腦筋可有跟上嗎？然後我們發現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出現「思維範式」上的滯後。這與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工業化教育體系有關的。 

世界知名的品管大師 W. Edwards Deming 曾說過我們的教育系統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生產型工廠。我們都在同一時間讀同一年級，有著同一歲數的同學，然後共同讀同一本書，考同一個試。這是什麼？是「大量－同步－標準－集中」的表現。老師是權威，所以也是「集權」的表現者。越上高年級，我們便要分流，分文、理、商；然後到大學，再分那一個本科（物理、數學、文化還是法律），然後到研究院我們再在本科上分流。這是將「專技化」這種現象推向極至。

老師在學校裡，也像工人在流水線上一樣，只負責某一個工序，小學一年級的老師負責完一年級後，將「整批」學生移到學校生產線的下一個環節：二年級，有任何「次品」便得回到最初進行「翻工 (rework)」；二年級老師便在學年期間做同樣的事，然後傳到三年級去，如此傳到六年級。因為各有專注，各施其職，他們很少能夠看到最後產出的學生是怎樣的。到底一個六年級出來的學生，有多少是因為三年級的那位老師所影響呢？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老師並不負責整個學生的學習，老師只負責某一部份的「知識轉移」。這就是我們的教育體系運作方式。有趣的是，這種教育方式基本上是涵蓋全世界的已發展國家。模式上可能有一些小差異，但基本上我們的教育體系就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到過一個地方能聽到當地人對自己的教育制度是滿意的。一次也沒有。因此這可以說是一個全球化現象。但它的好處在哪裡？就正如日本，一個標準化的教育制度可以用一種低成本的方式，來幫助最多的人集體脫離文盲。讓國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讓大量的人口在同一時間高速地脫離文盲，學識一些字，對一個第二波的工業生產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需要一批又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勞工。這也說明我國有起碼七億農民，當中能入城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兩億多，為什麼？因為工業生產仍需要有最基本的知識水平。完全目不識丁的農民是不能進入第二波社會的。

問題是，這個系統建立之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對於該地的人來說，這種教育便成為了一種負累。它只讓人標準化，但卻沒有孕育創意的能力。它將人格式化。它將人牢固在一個第二波的思維當中。

滯後的工業生產思維模式

構成工業社會的元素，除了上次提及的大量化（massification）、標準化（standardisation）、專技化（specialization）之外，還有同步化（synchronization）、集中化（concentration）、集權化（centralisation）。這六「化」成為了工業年代的核心思維，也可能是《第三波》作者Alvin Toffler最重要的概念，他就是利用這扇窗，看得比任何未來學家都清晰﹕工業生產，以至思考模式都穿透着我們的生活每一個角落（哪怕你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極權還是民主）。

同步行動便會集中起來

延續上次談及的三「化」，且讓我們再了解何謂「同步化」。在工業社會中，若要追求效率，就得要做到「大量化」。大量化要求將「分工」概念推到另一個境界，那麼每個人都能做到「標準化」。同時，「同步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令到大量化得以發生。同步，就是你與我一起同時起步，同時結束。我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午飯、一起看電影、一起入馬場。在生產線上，同步化的概念才是最重要，我們一起同一個步伐生產同一批量的產品出來。因為這種同步，等待大家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便可以有「大量」的顧客：同一批人大量地、同步地進食午飯，飯店才能大量地準備午餐。在工業的年代，父親與母親一同出門上班，孩子便「同步地」到學校去，一起讀同一本課本、與所有 6歲的小孩上一年級的同一中文課。

工業社會的同步與大量，也很自然的使「集中化」出現。大量的孩子在父母上班的時候，「集中」在一個地方叫學校，工人們便集中到一個地方上班，在街上犯案的罪犯便被抓到一個集中罪犯的地方，叫做監獄。由於這種集中的力量，很自然的人們便留意到當一群共同利益的人走在一起的時候，便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機構（institutions）與結社的力量就是一種集中化的表現。工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工會、金錢聚在一起造就了銀行、知識集合在某一堆人的手上等等。我們很自然地又可以留意到由「集中」變成「集權」的脈胳。

集權化——絕對的控制權

「集權化」就是權力歸一起來有一種不對等的影響力。但這一次權力的集中不是在一個人（即皇帝）身上，而是在機構身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工業年代也是機構化的年代。這些組織、機構有絕對的話語權。醫生就是對病理知識的壟斷、警察就是使用暴力的壟斷、報館就是對新聞消息的壟斷。這些都是集權化的例子。

在過去 100年的時間裏，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例子真的是俯拾皆是。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假如工業社會是一套軟件，這六大護法基本上就好像是它的源代碼（source code）一樣。

以香港為例，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後工業年代」，但非常可惜的是，自從回歸之後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卻要回到「集權式」的管治。這是一種系統性的矛盾，第二波的集權模式，是沒有可能敵得過第三波的「滲透式」通訊科技。中間所產生的張力是可想而知的。

社會仍偏向用問題解決問題

我記得當年在讀到《第三波》的時候（那一年我只有17歲），我的頭腦好像被炸開一樣﹕我們的社會原來就是被這6個代碼所寫成的。當然，就如 Nate Silver 所說，這個世界是滿佈噪音，哪會那麼剛好什麼都是這六大護法所編出來。但若然我們要找尋一種「大概地對」的規律的話，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後設系統（meta-system）。

前面所提及的，工業社會影響我們的，除了是生產的模式之外，其實更重要、更深遠的是那種思考模式﹕工業思考模式。或可以這樣說，今天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容許各種各樣的獨特性發生，不再是某種歸一的標準，但我們的思考模式仍然落後，我們很多時候，仍然是用工業年代思維企圖解決社會日益複雜的問題。然而，愛因斯坦的名句是﹕我們不可能用產生問題的思考模式來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跳上另一個層次才可看到解決之道。

工業社會的六大護法

Alvin Toffler 的經典名著《第三波》（在國內譯做《第三次浪潮》）中的其中一章，是關於工業社會的「終章」，這一篇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章，因為作者列出了六個對工業社會很重要的元素：大量化 (massification)、標準化 (standardisation)、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專技化 (specialization)、集中化 (concentration)、集權化 (centralisation)。就是這六「化」，清楚地界定了什麼是工業社會世代的思維，這就是統領了一個年代的範式 (paradigm)。雖說是「終章」，但我相信只侷限在某些已發展國家而已。看到這個我稱之為「六大護法」的東西，便可以明白為何日本用了廿五之久仍未能從低谷中復穌過來：日本可能是全球最懂這六大護法的民族，也因此而帶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同樣在香港，你仍然可以見到這種工業年代的思想仍然是陰魂不散。

且讓我簡單的說明每一個護法的功用。「大量化」就是追求量產，或所謂的大批量 (big batch) 生產，大量化有很多好處，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將成本降到很低。因此大量化同時他代表着賺取暴利的空間。因此最方便的就是大家消費同一種產品、同一種款色、同一種顏色、同一種教育、看同一個電視台（因此我們稱這個是「大眾傳媒」的年代）。在大量化的追求下，便不得不同時進行另一個偉大的工程，那就是「標準化」。當生產同一款產品，而且為數如此龐大時，你不能就讓它的品質如此的參差不齊。因此我們便建立起各式各樣的標準：生產作業流程、動作的標準、進行同一種測試。因此在工業年代並不歡迎標奇立異，因為這樣會違反標準，增加管理上的成本。由此可見，「大量化」與「標準化」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工業年代巨人 Henry Ford 說過你可以選不同顏色的汽車，只是它是黑色就可以了(as long as it is black)！這是一百年前的經典名句。Ford 不能只製造汽車，更發明了工業年代的重要工具：輸送帶，讓工人可以做着同一套動作，完美地展現了阿當．史密斯 (Adam Smith)的分工化生產。就此也產生了另一個護法：專技化。「專技化」是指一個人專注地做某一樣事情，在以前可能就是管好同一套動作。當然在那個年代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可言，需要的只是身體的某一部分而已。因此在這類工業化的工廠中，需要的不是一個完整的人。難怪有一些主管說，他的下屬中有一些智力有問題的員工但卻非常勤奮，若真的要裁員的話，他們會是該主管最後才會裁減的員工。這說明一個擁有健全智力的人並不適合在機械式的工廠生產環境中生存。

其後，社會不斷的發展，大約在 1956 那一年，美國就業人口中的白領人口首次超過了藍領工人的人口數字。不要以為這就代表當時便告進入「第三波」的社會，那只不過是進入「後工業年代」的訊號。我們可以在「專技化」上看到，雖然白領工人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的文明走出了工廠，但那時候我們仍然是以工作的性質來界定我們是誰：我是會計師、你是特殊教育的老師、他是腦科醫生。我們在大學 (University)本應是追求一種通才的通識教育，結果我們卻越走越專門：學生們可能要花其一生的時間研究人類細胞死亡過程中的某一個非常獨特的反應機制。

我們的社會，可能在科技上已經走得很前沿了。但若我們回看自己的生活環境與空間，我們真的不得不承認香港仍然是被這些工業年代的「護法」籠罩著：若從第二波的角度看，我們大部分的工廠都遷移到大陸去，本土已經再沒有太多工廠（更沒有屬於「第一波」的農業生產）。香港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人口都是在後工業年代的產業裡（例如零售服務業），問題是真正帶有知識含量的創意工作卻只佔不到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中間有著巨大的落差，香港仍然是很大程度的「第二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