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索引 與 未來研究

超級專技

Manfred Kayser 是一名荷蘭的生物學家。但若你用生物學家來形容他的工作，卻一點都幫助不了知道他真正在做什麼。他真正的工作是一名疑犯模樣推測專家，即以往我們在電視「警訊」節目上看到的「疑兇拼圖」。他的工作就是利用犯罪現場所收集到的遺傳基因(DNA)樣本，分解分析後，推論出擁有這組 DNA 的人會大概是什麼高度、膚色會是怎樣，眼睛的顏色是什麼，然後會得出一個綜合的模樣，幫助警方破案。他的工作，世間少有，但卻是社會上非常渴求的人才。

同樣是生物學家。我曾讀過另一名細菌病毒專家，名字與背景都不太記得，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專研細菌結構，但他還有另一個技能：他同時是一位出色的電腦編程人員。因此，他被一家防電腦病毒的軟件公司高薪的聘請，希望利用這名「生物學家」的專技來幫助他們研發更有威力的防病毒程式。

以上的人才都是難於尋找的。這是因為這些職稱大幅地脫離了第二波年代裡的「七十二行」，它既不只是一名生物學家，也非一名拼圖專家，也非一般的遺傳基因研究學者。這種工作，需要的是多種技能集於一身，而且往往是超級專技，需求也不特別多，但卻特別重要，同時也難以說明自己的工作是什麼。

也可以這樣說，若然你的工作只消一句便能說明的工作，那你很可能在未來十年的仕途上滿有衝擊。因為今天若你是做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師，你不再受到像舊日的那種尊重；若你只是普普通通的做一名醫生，你會發現病人每天都帶著某些「醫學常識」來挑戰你；若你只是希望普普通通的做一名律師，你會發現自已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收費卻越來越低。

也是這個原因，今天的獵頭工作者，越來越難滿足各個客戶的「獨特需要」。他們都必須重新認識當整個社會邁向第三波的同時，職業，以至職稱，上會有什麼重大的轉移。在第二波的工業生產年代裡，職業的標準化也是一個重要的現象。一方面我們都各有專技，但同時我們都是標準化的做一樣的老師、一樣的會計師、一樣的銀行經理。職業標準化的同時，就連我們的「崗位說明書 (role & responsiblility)」都是標準而簡單的。

第二波的工業化社會確實令我們的世界變得較以前多姿多彩，但那種專技仍然離不開對整體性拆解後的分工。小學老師甲只是整間學校的小齒輪，她只負責某一年級的某一個學科。但這名老師從來沒法看到這個學生的「整體面貎」，她只看到她的學生的某一部分。而她只是生產線上的加工工作者，做完她的工作後，便移到下一年級，讓下一位老師在另一個位置上重覆她的動作。

當第三波世界複雜性的不斷增加，卻不可避免地對割裂的工作進行整合，讓這些知識工人越來越希望看到工作的全貎。「基因拼圖專家」，或者是「電腦病毒細菌學家」，都較以前的「專技」工作更專技，因而我們稱之為一個「超級專技」的年代，同時他們在多種專業技能合而為一，變得更專技的同時，也增加了對工作的整體感。工作也開始變得更有意義。

獨特性與超級標準的兩極化

上回提到有關第二波的「大量化」走進第三波時，將會往兩極方向發展，而非單一方向。這是令人意外的發現。想深一層，第三波是代表多元，它真的不應該是由另一個標準來取代舊的標準，否則那仍然是換湯不換藥的第二波「標準化」現象。

大量化的新走向，一方面就是眾所期待的，被科技解放後，走向越來越小批量的生產模式，甚至是「一個人的市場 (market of one)」；然而另一方面，商場上的巨形企業卻有越來越大的趨勢，蘋果、三星、谷歌、Facebook 等等用戶與用家都是上億計的。而且外間的巨企購併越來越大型，工廠的生產如富士康也有過百萬的員工，一時之間被搞暈，為何這與「一個人的市場」好像完全相反？為何會有一種規模越來越大的感覺？到底是什麼讓我們可以有超過「大量化」的超級大量化，甚至是「無限量」？答案同樣是科技以及網絡的威力。

也是這個原因，互聯網的出現，連同科技的不斷演進，破壞性地創新了人類的新生活模式。有的認為，互聯網的出現等同鐡路的出現，但這大大貶低了互聯網對人類發展的衝擊。我認為這等同人類發展史上語言的出現那麼重要。人的生活將會與大數據以及巨大的雲計算一起互動，我們將對世界有一個全新的了解，這是以前人類在任何一個時候都沒法做到。更甚者，互聯網的出現也對「訊息化」、「電子化」，以及我在此欄討論不少的「演算化」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令到我們今天的互聯網已經有它的「智力」（那怕 IQ 值仍是非常低）。

我們可以看到，第三波不再是那麼單一或簡單的方案。它有一種邁向複雜化的自然傾向。「大量化」演變成「無限量」或「一個人的市場」，而且在這兩極中間的「頻譜」中都可以出現和存在不同的規模。如是這樣的話，那麼這現象會否也出現在其他第二波的現象呢？比如說，第二波的「標準化」，同樣地，它也是往「獨特化」及「超級標準化」的兩極伸展。所謂的「超級標準化」也可以用「平台化」來想像。當我們談第三波標準，它肯定是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要實現「零阻力」的流通，否則這種全球化便沒有多大意思。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大陸企圖打造一個暢通無阻的歐盟與歐羅區，目的是去除貿易間的阻力，當然我們更不用說在金融市場上的熱錢流動。在網絡上，比特幣 (Bitcoin) 的出現是另一種零阻力、或接近零費用的流通。

在智能手機上的平台戰也是一種「超級標準」的經典例子。Android 對蘋果的 iOS ，誰能勝出便能「贏家通吃」（雖然最後可能只能平分天下）。由這些標準所產生的市場，便是一個跨越全球、起級大的市場，因此也提供「超級大量化」生產的土壤。相反的，第二波的標準化其實早也人感到納悶。有不少後現化思潮不斷崛起，就是要挑戰「一竹桿打一船人」的標準化，這種挑戰從教育到建築、到藝術、到電影，以至時裝都出現千奇百怪的「反標準化」現象。雖然有的真令人不堪入目，但這本來就是一種對抗「集中、集權、標準」的表現。

因此，我們已經開始看到，由第二波遺留下來的「大量－同步－標準－集權－集中－專技」，在第三波的世度裡，每個概念都將要向左右同時拉弓，伸延出另人眼花瞭亂的未來景象。大量化會走向一個人的市場與超級大量化的市場；同步化會走向實時化與自然的異步化；標準代會走向獨特化及超級標準化；集權化就是走向滲透性監控及分權化；集中化剛邁向分散連結及集群化。餘下來的還沒有討論過的，就是第二波的「專技化」將會如何走向，且讓我們下次為此作一完整的總結。

反思工廠化的全球教育體系

上週我們談及日本的官僚，與國民有五花八門的創意大相徑庭。並認為日本雖然在外表上（尤其是在科技上）已經有很多第三波的特徵，但內核裡仍然是第二波工業社會的技術官僚體系。工業社會強調「標準－大量－同步－專技－集中－集權」，而這恰恰與日本人的文化基因是完美相配的。因此，就算是日本人談創新，他們都會按流程跑。按流程生產創意的好處是它的水平不會太差，但按流程的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產出一些「標準化」的東西出來，那就與「創意」的原意背馳。

雖然我們是在討論日本，其實我希望說的是我們整個世界。現今世界在科技上好像出現了很多很不一樣的工具，令我們可以對舊有傳統的工業生產模式提出種種的挑戰。例如在沒有客製化技術（如 3D 打印技術）出現之前，我們的生產都需要先製造一個模具，這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為了要沖淡這個成本，我們便得要老慮所謂的「每次開機就要印三千件」的這種「批量生產」思維。批量生產就是典型的第二波思維，起碼是「大量－同步－標準」的產物。但現在 3D 打印技術出現了，它將所謂的建模成本降至零。理論上你是可以客製一件貨品。這種生產規限上的釋放是驚人的。然而，我一直在爭議的是，技術已經到來了，我們的腦筋可有跟上嗎？然後我們發現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出現「思維範式」上的滯後。這與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工業化教育體系有關的。 

世界知名的品管大師 W. Edwards Deming 曾說過我們的教育系統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生產型工廠。我們都在同一時間讀同一年級，有著同一歲數的同學，然後共同讀同一本書，考同一個試。這是什麼？是「大量－同步－標準－集中」的表現。老師是權威，所以也是「集權」的表現者。越上高年級，我們便要分流，分文、理、商；然後到大學，再分那一個本科（物理、數學、文化還是法律），然後到研究院我們再在本科上分流。這是將「專技化」這種現象推向極至。

老師在學校裡，也像工人在流水線上一樣，只負責某一個工序，小學一年級的老師負責完一年級後，將「整批」學生移到學校生產線的下一個環節：二年級，有任何「次品」便得回到最初進行「翻工 (rework)」；二年級老師便在學年期間做同樣的事，然後傳到三年級去，如此傳到六年級。因為各有專注，各施其職，他們很少能夠看到最後產出的學生是怎樣的。到底一個六年級出來的學生，有多少是因為三年級的那位老師所影響呢？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老師並不負責整個學生的學習，老師只負責某一部份的「知識轉移」。這就是我們的教育體系運作方式。有趣的是，這種教育方式基本上是涵蓋全世界的已發展國家。模式上可能有一些小差異，但基本上我們的教育體系就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到過一個地方能聽到當地人對自己的教育制度是滿意的。一次也沒有。因此這可以說是一個全球化現象。但它的好處在哪裡？就正如日本，一個標準化的教育制度可以用一種低成本的方式，來幫助最多的人集體脫離文盲。讓國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讓大量的人口在同一時間高速地脫離文盲，學識一些字，對一個第二波的工業生產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需要一批又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勞工。這也說明我國有起碼七億農民，當中能入城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兩億多，為什麼？因為工業生產仍需要有最基本的知識水平。完全目不識丁的農民是不能進入第二波社會的。

問題是，這個系統建立之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對於該地的人來說，這種教育便成為了一種負累。它只讓人標準化，但卻沒有孕育創意的能力。它將人格式化。它將人牢固在一個第二波的思維當中。

滯後的工業生產思維模式

構成工業社會的元素，除了上次提及的大量化（massification）、標準化（standardisation）、專技化（specialization）之外，還有同步化（synchronization）、集中化（concentration）、集權化（centralisation）。這六「化」成為了工業年代的核心思維，也可能是《第三波》作者Alvin Toffler最重要的概念，他就是利用這扇窗，看得比任何未來學家都清晰﹕工業生產，以至思考模式都穿透着我們的生活每一個角落（哪怕你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極權還是民主）。

同步行動便會集中起來

延續上次談及的三「化」，且讓我們再了解何謂「同步化」。在工業社會中，若要追求效率，就得要做到「大量化」。大量化要求將「分工」概念推到另一個境界，那麼每個人都能做到「標準化」。同時，「同步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令到大量化得以發生。同步，就是你與我一起同時起步，同時結束。我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午飯、一起看電影、一起入馬場。在生產線上，同步化的概念才是最重要，我們一起同一個步伐生產同一批量的產品出來。因為這種同步，等待大家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便可以有「大量」的顧客：同一批人大量地、同步地進食午飯，飯店才能大量地準備午餐。在工業的年代，父親與母親一同出門上班，孩子便「同步地」到學校去，一起讀同一本課本、與所有 6歲的小孩上一年級的同一中文課。

工業社會的同步與大量，也很自然的使「集中化」出現。大量的孩子在父母上班的時候，「集中」在一個地方叫學校，工人們便集中到一個地方上班，在街上犯案的罪犯便被抓到一個集中罪犯的地方，叫做監獄。由於這種集中的力量，很自然的人們便留意到當一群共同利益的人走在一起的時候，便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機構（institutions）與結社的力量就是一種集中化的表現。工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工會、金錢聚在一起造就了銀行、知識集合在某一堆人的手上等等。我們很自然地又可以留意到由「集中」變成「集權」的脈胳。

集權化——絕對的控制權

「集權化」就是權力歸一起來有一種不對等的影響力。但這一次權力的集中不是在一個人（即皇帝）身上，而是在機構身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工業年代也是機構化的年代。這些組織、機構有絕對的話語權。醫生就是對病理知識的壟斷、警察就是使用暴力的壟斷、報館就是對新聞消息的壟斷。這些都是集權化的例子。

在過去 100年的時間裏，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例子真的是俯拾皆是。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假如工業社會是一套軟件，這六大護法基本上就好像是它的源代碼（source code）一樣。

以香港為例，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後工業年代」，但非常可惜的是，自從回歸之後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卻要回到「集權式」的管治。這是一種系統性的矛盾，第二波的集權模式，是沒有可能敵得過第三波的「滲透式」通訊科技。中間所產生的張力是可想而知的。

社會仍偏向用問題解決問題

我記得當年在讀到《第三波》的時候（那一年我只有17歲），我的頭腦好像被炸開一樣﹕我們的社會原來就是被這6個代碼所寫成的。當然，就如 Nate Silver 所說，這個世界是滿佈噪音，哪會那麼剛好什麼都是這六大護法所編出來。但若然我們要找尋一種「大概地對」的規律的話，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後設系統（meta-system）。

前面所提及的，工業社會影響我們的，除了是生產的模式之外，其實更重要、更深遠的是那種思考模式﹕工業思考模式。或可以這樣說，今天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容許各種各樣的獨特性發生，不再是某種歸一的標準，但我們的思考模式仍然落後，我們很多時候，仍然是用工業年代思維企圖解決社會日益複雜的問題。然而，愛因斯坦的名句是﹕我們不可能用產生問題的思考模式來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跳上另一個層次才可看到解決之道。

工業社會的六大護法

Alvin Toffler 的經典名著《第三波》（在國內譯做《第三次浪潮》）中的其中一章，是關於工業社會的「終章」，這一篇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章，因為作者列出了六個對工業社會很重要的元素：大量化 (massification)、標準化 (standardisation)、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專技化 (specialization)、集中化 (concentration)、集權化 (centralisation)。就是這六「化」，清楚地界定了什麼是工業社會世代的思維，這就是統領了一個年代的範式 (paradigm)。雖說是「終章」，但我相信只侷限在某些已發展國家而已。看到這個我稱之為「六大護法」的東西，便可以明白為何日本用了廿五之久仍未能從低谷中復穌過來：日本可能是全球最懂這六大護法的民族，也因此而帶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同樣在香港，你仍然可以見到這種工業年代的思想仍然是陰魂不散。

且讓我簡單的說明每一個護法的功用。「大量化」就是追求量產，或所謂的大批量 (big batch) 生產，大量化有很多好處，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將成本降到很低。因此大量化同時他代表着賺取暴利的空間。因此最方便的就是大家消費同一種產品、同一種款色、同一種顏色、同一種教育、看同一個電視台（因此我們稱這個是「大眾傳媒」的年代）。在大量化的追求下，便不得不同時進行另一個偉大的工程，那就是「標準化」。當生產同一款產品，而且為數如此龐大時，你不能就讓它的品質如此的參差不齊。因此我們便建立起各式各樣的標準：生產作業流程、動作的標準、進行同一種測試。因此在工業年代並不歡迎標奇立異，因為這樣會違反標準，增加管理上的成本。由此可見，「大量化」與「標準化」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工業年代巨人 Henry Ford 說過你可以選不同顏色的汽車，只是它是黑色就可以了(as long as it is black)！這是一百年前的經典名句。Ford 不能只製造汽車，更發明了工業年代的重要工具：輸送帶，讓工人可以做着同一套動作，完美地展現了阿當．史密斯 (Adam Smith)的分工化生產。就此也產生了另一個護法：專技化。「專技化」是指一個人專注地做某一樣事情，在以前可能就是管好同一套動作。當然在那個年代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可言，需要的只是身體的某一部分而已。因此在這類工業化的工廠中，需要的不是一個完整的人。難怪有一些主管說，他的下屬中有一些智力有問題的員工但卻非常勤奮，若真的要裁員的話，他們會是該主管最後才會裁減的員工。這說明一個擁有健全智力的人並不適合在機械式的工廠生產環境中生存。

其後，社會不斷的發展，大約在 1956 那一年，美國就業人口中的白領人口首次超過了藍領工人的人口數字。不要以為這就代表當時便告進入「第三波」的社會，那只不過是進入「後工業年代」的訊號。我們可以在「專技化」上看到，雖然白領工人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的文明走出了工廠，但那時候我們仍然是以工作的性質來界定我們是誰：我是會計師、你是特殊教育的老師、他是腦科醫生。我們在大學 (University)本應是追求一種通才的通識教育，結果我們卻越走越專門：學生們可能要花其一生的時間研究人類細胞死亡過程中的某一個非常獨特的反應機制。

我們的社會，可能在科技上已經走得很前沿了。但若我們回看自己的生活環境與空間，我們真的不得不承認香港仍然是被這些工業年代的「護法」籠罩著：若從第二波的角度看，我們大部分的工廠都遷移到大陸去，本土已經再沒有太多工廠（更沒有屬於「第一波」的農業生產）。香港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人口都是在後工業年代的產業裡（例如零售服務業），問題是真正帶有知識含量的創意工作卻只佔不到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中間有著巨大的落差，香港仍然是很大程度的「第二波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