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索引 與 未來研究

從比特幣看第三波未來

比特幣（bitcoin）是什麼？我發現很多傳媒的報道都不清不楚，原因之一是因為它一方面牽涉很多專業知識，另一方面是因為它太具顛覆性了。很多人只說它是虛擬貨幣，卻從來沒有人看過比特幣「長得怎麼樣」。當然它是虛擬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其實是一套演算法，更準確來說，是一套「被釋放」在互聯網上運行的演算法（algorithm）。

2008年，一名化名為中本聰的人，發表了一篇《比特幣：一個點對點（peer-to-peer）的電子現金系統》的論文。此文只不過長數頁紙，卻包含高深的密碼學、數學、經濟學、貨幣學、電腦演算法等理論，將之寫成一套演算程式，並以開放源的方式廣為流傳，誕生成談論多時卻一直無法實現的電子貨幣。比特幣被發明出來的時刻，正值金融風暴出現，一般認為只是巧合而非有任何直接的因果關係；但耐人尋味的是，一直沒有人知道比特幣的發明人中本聰到底是誰，今天這個人甚至已經完全退隱，不見影蹤。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人的成就，超越了一枚諾貝爾經濟學獎牌。

是電腦演算法作的怪

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制度的崩潰，是金融學、經濟學百年難得一見的奇觀。此現象成因至今眾說紛紜，很多經濟學家仍然無法解釋危機出現的原因，且讓我用第二／三波的視角來審視一番。假如第三波文明與經濟是會對第二波的「標準—集中—集權」提出挑戰，並主張偏離這種範式的東西，那真的再沒有什麼較比特幣更有代表性了。比特幣的出現，挑戰現行由國家統一的集權式發幣機構，用一種所謂「去中心化」的虛擬貨幣來令今天的貨幣更多元化，而不再是由某一權威壟斷貨幣這種極有影響力的「權力」。我們終於來到一個時刻，理解到真正主宰第三波權力的並不是暴力，也非金錢，比特幣帶出了第三波世界中真正「有威力的知識」：電腦的演算法（algorithm）。

華爾街大量聘用所謂火箭科學家，就是要他們寫出具威力的演算程式，當很多金融交易買賣的執行交由電腦程式（即它的演算法）運算時，它的運算能力遠遠超過人腦的想像與控制。當金融體系進入全球網絡化年代，電腦只是不停地找尋下一個買賣的缺口，完全沒有也不需理會這個系統已經變成多複雜。畢竟亂世才是圖利的最好時機，衍生工具創造一個又一個，就是希望挖盡連專家都不能明白的複雜體系中所帶來的任何一個利潤空間。演算法就是這樣沒腦地、不停地執行指令，它將整個系統推向失衡之境，致令以控制和集權為手段的中央銀行體制不能再發揮宏觀調控的效用。

演算法就是貨幣 無人能管束

金錢，因而早於廿年前便呈現這種「去中心化」趨勢，由中央金融體系「下放」到擁有火箭科學家的投資銀行手上。全球一體化，投行又將金錢變成可以四處流動的「熱錢」，為我們全球金融經濟帶來很負面的衝擊。以上這種說法已經被不少評論家點評過，但不知有多少人能夠認知這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演算程式最終會使企圖擁有它的人（無論是政府、投資銀行、任何人）損手爛腳。演算法原來是一發不可收拾的。但若然現在我們就讓作為演算法的比特幣獲得自由，不企圖單向的控制它，那又會怎樣呢？即是讓比特幣不是另一個華爾街搞出來的榨財工具；它是真正地、徹底地實現去中心化，無人能管束的虛擬金錢；讓比特幣成為一個純然的第三波產物。它並不再是第二波的「狼人」用作賺錢手段的演算法，演算法本身就是貨幣——一種我們仍不知它將會怎樣演化下去的新貨幣。

 

不可避免的第三波世界

1980 年，Alvin Toffler 寫的經典之作《第三波》出版，指出人類文明到現時為止，只不過有3次重大轉移，包括代表農業生產所帶來的第一波文明、工業生產所帶來的第二波文明，以及由知識推動的第三波文明。此書旋即引起一陣風潮，影響歐美各國重新為他們所面對的困境思考所謂第三波的出路。同時，此書也在中國大陸各大學，甚至在高幹級領導展開地下式傳閱，形成促使知識分子提供解放的思潮一再湧現，直至六四之後才被鎮壓而平息過來。但到底第三波的文明會是怎樣？就讓我們用 Toffler 描述得很精彩的第二波「六大護法」開始。

第三波文明 小量生產客制化

Toffler 認為由工業生產模式主導的第二波文明，主要可以用「大量—專技—同步—集中—集權—標準」來說明。因此我們很容易的，就可以想像第三波就是這六大護法的相反。即，以往我們主張大量化，我們現在喜歡「小批量生產」，甚至是「一個人的市場」；在專技方面，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通才」，因此我們的教育系統現在加插了「通識」科；同步化方面，很自然它的相反就是「異步化」；集中化方面，很自然就是「分散」；標準化方面，不用我多說它的對立面就是「非標準化」或所謂的「客制化」；集權方面，就變成「去中心式的放權」。是不是就是這樣？在某程度上是的。我們現在確實能觀察到很多偏離工業化「六大護法」的現象。

現象往往讓人眼花撩亂。但若能從這種更高的角度思考現象時，我們便不會頭腦空白，不知所云。就讓我們回到一個已經談論過但仍然很火紅的題目：3D 打印機的出現。很多人仍然認為 3D 打印技術不就是一台玩具而已，一不就是馬上會改變世界的偉大發明。這兩種觀點各走極端，都沒有看清楚背後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在第二波的工業生產模式中，若然我要生產某件產品，第一個工序就是到工場打造一個供大量生產用的模具，或我們俗稱為「起模」。起模的過程是「專技」，它需要一些專門做模具的師傅做成；繼而就是起模需要用到的器材（例如CNC），都是大型而昂貴的。然後模具的打造過程中用到「材料減去法」，即你是從一整塊銅或鋼，慢慢磨去或削去不需要的部分，才做出獨特形狀的模具，當中有很多原材料的耗損（雖然可以回收再用）。因為生產的工序如此繁複，我們每次生產時，都必須計算成本，必須利用大產量來攤分成本，因此不能避免地出現「一開機就要做 3000 件」這種「大量化」的要求。以上就是工業生產的「標準流程」。

3D 打印 30人生產線1人全包

但利用 3D 打印技術，以上一切成本與時間一掃而空。若你現在想生產5000件同款產品，你肯定敵不過量產攤分後的低製作成本，因此在量產上我們仍需舊有的生產方法。但若客戶只要 5 件產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現在可利用 3D 打印技術（連同一些簡單製作工具），將整條需要 30 人的生產線壓縮到你一人身上。沒錯，一個動作「全包」了。

很多人知道，3D 打印機早在二三十年前已面世，但當時價錢昂貴，沒被大量使用。今天我們受益於工業生產與科技的進步，可以用低價就生產出一台。有趣的是，我們能夠擁有這種顛覆工業生產方法的工具，正正是由工業生產的模式推進：我們的生活因第二波工業社會的出現而不斷被豐富，使我們在系統內自行產生了很多與這個系統不相配的東西來，到最後反過來就是挑戰原來系統的穩定性，讓我們沒有選擇地不得不進入第三波世界。

背包裡的趨勢

過去一年，我在此欄談及「趨勢」與「預測」的分別，也用了不少篇幅寫有關工業社會的變化及對未來所謂的「第三波」的想像。在2014年，我希望能放更多篇幅在「未來會是怎樣」的討論上。當然，這一定會涉及「預言」的部分。但我們之前也提過很多預測的不準確，所以我們寧取一種「模糊地對」的景象，以及用一種「狐狸心態（be foxy）」謙卑一點來「探究」未來。是的，未來是需要我們「探究」的。探究是提醒我們永遠都要抱著好奇、開放的心來思考未來。 

抱好奇開放心態思考

讓我分享最近稍為有趣的發現。某天我在偌大的書櫃前，看著超過500本有關未來的著作，當中有很多已出版了一段時間，所以書中提及的預測，有部分可以被檢驗是否具前瞻性。當然，有很多已被推翻了，然後什麼金價升天論、中國崩潰論、能源耗盡論、氣候天災論、歐盟必分論、退市必亡論等都被炒得翻天。一時間只感到兩耳間一片混亂，心裏開始沒底。然後，我看到了我的背包。

這個背包是自我外出回家後一直沒有碰過的，裏面都是我在外時需要用到的東西。首先，這個背包是屬於一個日本野外用品的品牌，原本是簡單遠足用的，我卻當作出外辦公的包包。

打開背包，裏面有一台MacBook Air、一部平板（最新的iPad mini 128GB with Retina）、一部iPhone 5、一本Moleskine手寫筆記本。然後有一本台灣翻譯小說，是最近到誠品買的，由《哈利波特》作者羅琳化名寫成的《杜鵑的呼喚》，是她首次嘗試寫的偵探小說；還有一個人所共知的東西，它叫作「尿袋」，是手機的外置充電器；還有數支不同顏色於無印良品買回來的水筆、一個環保購物袋。

在背包的其他口袋裏，我收藏了一套很輕便的私家「筷子」，以及一把很輕、可防紫外線的旅行傘子。最後，還有一個小瓶子，裝著小量清水。

 

未來隱伏在生活中

我將這些東西一件一件放在桌上。完成後便坐下來重新檢視了一次，我問了自己﹕「為什麼我要帶著這些到外面工作呢？」若我仔細聆聽自己作答的聲音，我驚訝的發現，每一樣在背包裏的用品，都可以已經在發生的趨勢（或稱之為「勢力（driving force）」）來解釋。換句話說，我是「被迫」帶上這些東西的！例如「尿袋」，我相信今天配備手機的人，大多都有一個「尿袋」，為什麼？智能手機的電話功能不會耗用太多電的，那不單是因為電話耗電而已，而是我們每一刻都將手機黏在手上，手機不停地使用，所以無論它的電池是如何耐用，最後你的電池仍是撐不了一天！這是什麼？這就是趨勢。

趨勢很多時候就是發生在今天，延續到明天、明年、3年、5年。它無遠弗屆，又鋪天蓋地，但同時慢慢滲透到我們生活之中。然後，我們可以很肯定的知道明年或 3 年後，我的手機仍會那麼耗電，無論在電池的技術上有什麼大突破。

看著我的背包，我會發現自己活在大環境當中，每每都會被這些「勢力」影響自己的生活，或簡單來說，影響我們背包裏會帶什麼。只要我們願意觀察，未來已隱伏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你也不妨看看自己的口袋，或看看手機裏的Apps，從中可找到一些關於未來的契機。

不尊重理論的結果

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喜歡理論。因為理論是抽象的，捉不到、摸不着。香港人認為自己以實務見稱，不要來一套又一套的框架、想法、理論或哲學。我們傾向所謂的「實事求是」，強調的是用心留意現場、隨機應變，或如作家陳冠中所說的「can-do」精神。香港人另一讓人稱道的精神，就是對合約的尊重。百多年英國殖民地統治下來，法治仍然活在我們生活中。我們仍然相信法律。

 

但法律又是什麼呢？那不也是很抽象的東西嗎？當香港人以為自己是全球最實務的群族的時候，也該反思一下是什麼讓我們如此的「牛逼」。原因之一是我們一直活在法治的大環境下。我認為香港得以如此繁華的建築起來，很大程度跟一個安全、可靠、有法可依的背景有關係。但我們鮮會在每天的實務現場上看到法治的運作。若我們願意思考一下，便會明白抽象的東西往往最重要。法律其實就是一種知識的應用。

 

無論法律如何抽象，它最後都是訴諸刑罰的。如果我們刻意冒犯它，我們會被抓進牢獄中。法律（或契約）在第二波的工業社會中，是一種企圖涵蓋所有的「大量－標準－集中－集權－專技－同步」的產物，而背後的終極手段便得要回到屬於第一波的暴力與刑罰。

 

換句話說，法律很大程度上是「恐懼為本（fear-based）」的。然而相較於第一波世界中的律法，它有一種民主制度輔其左右，不致落入舊日的專政與腐敗；同時當它與資本主義的合拍推動下，只扮演球證的角色時，它卻為當代文明帶來重要的創造意義。

 

「沒有理論，便沒有學習」

作為一個幾乎是純粹的商業都會，香港一直使用的都是相對軟性的知識。我們所關注的知識都是懂得如何賺更多的錢、買哪隻股票更賺、什麼時候要買樓等。當這種話題充斥着整個城市，我們應該自問這類知識是否靠譜，是否能締造持續的競爭力？但我們就是喜歡這種「第二波」的軟性知識。在營商上，我們會考慮讀一本《富爸爸，窮爸爸》多於去讀一本教你如何創造「學習型組織」的《第五項修煉》，開茶餐廳多於設一個具「破壞性創新」商業意念的 startup。我可以說，香港人對理論的抗拒，已經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然而品管大師說過「沒有理論，便沒有學習」，今天與未來賴以發展的知識，都是往愈來愈抽象的方向前進，我們卻顯得愈來愈不適應接收與學習（尤其是從抽象的知識層面上學習）。這是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始於何時？是否又是因為689狼振英與西環治港的結果？我相信今天香港這種「不要理論，也不要學習」的情况，是源於更早的時候。其中一個轉折點相信是當我們的工業決定走向輕工業、旅遊與服務開始。相反，那個時候台灣與韓國卻決定往高科技工業邁進。那個時刻，決定走輕工業，重物流、金融業、服務業確實讓香港迅速的奔往「後工業年代」，加上背靠中國，適逢中國的開放，讓香港享有了難得的30年經濟增長。

 

但今天我們回望，對於能幫助一個地區真正進入第三波的世界，科學理論或應用研究都是極其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基礎的科研。這可能就是台灣所謂的「科技興國」，但背後其實並不是科技不科技的問題，而是科研背後培養的一個重要習慣﹕對理論的尊重。不好理論者，不會知道哪裏做對、哪裏做錯，自然更不會習慣「第三波」愈來愈抽象的世界。

 

Elements of Culture: 2014 Trends Revealed

Elements of Culture: 2014 Trends Revealed from sparks & honey

知識改變人類命運

至今為止，我們討論了很多跟《第三波》作者提出的人類文明發展階段的一個簡化分類。在人類經歷漫長的游牧、原始式的生活模式後，我們開始得到知識，而這種知識改變了人類往後的發展﹕耕種技術。耕種可以讓人類落地生根。人終於可以安頓下來，並且能首次透過這種技術，得到剩餘的食物。

在這之前，人類是靠暴力、武力來獵殺，以及征服其他群族。這段歷史不是沒有知識的出現，它們多以口授的經驗流傳下來，當然當中帶有大量的迷信色彩。但農業技術的出現可以說是人類在應用知識上的重大革新，它除了能讓人落地生根及囤積食物以備不時之需，更重要是生產力的提升。但什麼是生產力？且讓我們認識一個很粗疏的定義﹕它是指做某種工作的效率。例如以前要養活一家人，你需要某一個量的食物，今天因為農業技術出現，這要求能輕易地被滿足，知識的威力就在於此。農業生產技術的出現，讓我們的產量能大大提高，然後，人類因此出現了所謂「閒置的智力（cognitive surplus）」。

閒餘用腦早著先機

在一本討論人類文明演化過程的著作《槍炮、鋼鐵與細菌》中，談論為何歐洲在文明與科學等範疇上可以領先，是否歐洲人天生的才智都較其他地方的人優越？作者用上地理環境的優勢來說明歐洲人只是佔盡先機，而非才智過人。

書中提及的一個令我覺得有趣且著迷的元素，就是「閒餘時間」的出現。歐洲，尤其是接近溫和天氣的地區，適合耕種及畜牧，使人類擺脫勞碌奔波的游牧生活，進入了落地生根的年代。有了耕種的方法，以及可馴動物的勞力替代，大大提升了人類的生產力。人類終於有系統地出現了「閒餘時間」。

閒餘時間對當時的人有什麼衝擊？多的是。歌舞音樂、藝術、娛樂、科學的發展，與閒餘時間的出現有著極大關係。但《槍炮、鋼鐵與細菌》的作者有興趣討論的是，活在氣候溫和地方的人類，藉由耕種技術及動物的勞力，將人類從很多勞動中閒置出來，作更高層次的思維活動。這些心智上的消閒活動，讓這些人在後期發展出科學的理論。有了科學理論，歐洲人才可以領先其他地區發展出槍炮、鋼鐵與疫苗。

請記住，重點不是歐洲人特別聰明，只是他們較早出現閒餘時間，讓他們早著先機。簡單來說，閒餘時間對於人類來說是一件絕不等閒的事情。這也有力地說明了閒餘的出現，會讓人類的生活從此不一樣。那即是說，當人類有足夠多的時間，便會找一些事情來做，以滿足人類永遠不滿足的特點。閒餘為人類帶來重大貢獻。

回到我們以知識作為一種權力的討論。我們不難從這些歷史中，總結出只要有知識的出現，人類的命運便隨之改變。人類在生產過程中，因為之前出現的知識令生產效率大為提升，從而幫助了不少人閒置出來；而當他們在閒置的時候，有一樣事情會發生﹕更多的知識得以產生。

人類從動物進化走過來，帶著的只是一股蠻力。但知識逐漸出現，令人類使用氣力與武力的比重持續地下調。知識也是隨著農業社會、工業社會慢慢地爬升到今天，成為了整個社會不能或缺的部分。今天，以至未來，真的無法想像沒有知識含量的生產以至生活模式會是怎樣？

權力之轉移

早在400年前，哲學家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我相信他應該是在說知識等同「權力」。培根可能是高瞻遠矚的思想家，知道400年後知識成為了現今社會的強大力量。但問題是在400年前，知識的位置有多高？有多少人能認知這是「好東西」？

不同年代傾側不同權力

回顧 400 年前，連蒸汽機都未曾誕生的年代，工業生產仍未出現。那仍然是一個第一波的農業生產年代。當然農業生產並不一定與務農有關，就如工業生產一樣，也不必是工業的生產製造商。其中最具代表的分別，是向哪種權力傾側。

直到現時為止，我們仍然離不開三種權力﹕暴力、金錢與知識。它永遠是一種三角關係，即權力不會只以一種形式出現。我可以用金錢來驅使暴力，同樣地，可以用金錢來得到知識（收購某種專利），利用知識來獲得金錢（研發專利得到專利金）等。然而我們需要緊記的是，不同的年代都會對不同權力有所傾側﹕第一波的農業生產年代是一個訴諸力氣與暴力的年代。那是一個「靠惡」的年代，只要「手瓜起展」，食飯便「唔使畀錢」的年代。第二波工業生產的年代是一個金權崛起的年代，一個「有錢使得鬼推磨」的年代，金融大班的年代，也是地產霸權的年代。第三波的年代，就是人稱「食腦」的年代。

知識支配金錢暴力

若以權力的質量比較，我們會發現最低質素的權力是暴力，金錢的權力品質遠勝於暴力。知識作為一種權力，它的質量也是遠超金錢的。不難發現，暴力作為一種權力，它的面向比較單薄﹕暴力鮮能創造，它一般都是關於破壞一些東西來換取另一些東西（大力士被徵用到戰場多於留在工場）。暴力通常也是作懲罰之用，主要是為了停止某種行為而做。很多人認為法律應該是另一種權力的代表，但很大程度上，法律背後是具威嚇的暴力。

金錢作為一種權力，它的「自由度」可高多了。它是驅動人類活動的強大誘因，它是調動人類的貪念而成為創造的力量。它可以賞，也可以罰。而且更重要是，這種資產可以流動。當金錢由一方轉移到另一方時，也意味著有某種權力的轉移，這是暴力不能做到的。今天我們會用「熱錢」來形容龐大而跨國界的大量金錢流動，我們會用M1、M2、M3來追蹤金錢的流動性。熱錢跑到哪裏，就等同相當的權力集中到那裏，而往往會對金融體系帶來衝擊力。

現在，我們經歷一段相當混亂的「後現代」時間後，終於來到第三波世界的入口（也有不少人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時期）。在第三波這個以知識為本的世界裏，暴力與金錢當然仍然存在，只是其比重將會與農業及工業的年代有巨大差異。更重要的是，在第三波的世界裏，愈來愈明顯的是暴力與金錢都在知識的支配之下。今天的軍事競賽，不再是比併哪國導彈更具破壞性，而是比併導航系統的準確。今天的金融，已經進入由電腦程式來展開每秒能做數以萬元計的高頻交易。今天的權力來源，已出現了重大轉移。

知識支配生產，也可以支配農業，而且，由知識而來的權力與財富，都要比由金錢與暴力所產生的來得有威力。當暴力要考慮身材的高大，力氣的多少；金錢考慮你擁有多少土地與遺產；知識只考慮兩耳之間的創造力，任何身材、種族、宗教、國籍及貧富程度的人都可以擁有與創造的。知識，是被認為三者中最民主的權力，也是三者中最優質及最有威力的權力。

歡迎來到第三波以知識為主導的新世界。

後現代香港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這個概念，很多人都聽過，但知道是什麼的人卻不多。除了讀過當代藝術或當代建築的人，每當我問身邊的朋友時，他們總是說不出所以來。原因很簡單，因為它的重點就是要你說不出所以。

要認識後現代主義是什麼並沒有想像中容易，但要認識它「不是什麼」則相對簡單。「後現代主義」的對立面就是「現代主義（modernism）」，因此「後現代主義」肯定不是「現代主義」。試問這種「阿媽係女人」的解釋誰會滿意呢？但有趣的是，我們確實需要用這個方向來認識「後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是關於追求一種工整、完美。它是崇尚一種權威、一種答案、一種效率；它是談結構、談藍圖；它談真理。基本上它認為自己是趨近真理，因而背後有一種「應該是怎樣」的想法，也是追求一種操之在我的操控權。但「後現代主義」則主張開放、包容，什麼都對，什麼都可以（或「為什麼不可以」），它是與「現代主義」對着幹。如現代主義是強大的越戰美軍，那麼後現代主義就是北越的游擊隊。

包羅萬象沒規章
但這樣說來仍是比較抽象，或許我們試從路人的衣著來作個例子。筆者近年需要回上海公幹，偶爾會發現上海居住的人很懂打扮。他們都很乾淨、光鮮，而且不少都穿得比香港的好看，不用說全都是名牌效應。那種打扮是很公式化的，它可以公式化的漂亮、公式化的性感、公式化的短髮西裝。但整個面貌看起來比香港有朝氣。

問題是，這種景象香港並不是沒有出現過。但在今天香港的街角，看到那批「潮人」所穿的都是五花八門。有的可能效果還不錯，但坦白說，當中大部分潮人的衣著給人不倫不類的感覺，為顛覆而顛覆。日本時裝雜誌慣常地會有一版關於街頭路人的衣著，你不難發現當中有很多「怪雞族」的配搭確實讓人吃不消。因此，我們可以打趣的說，香港與上海的較勁，香港好像一直在倒退，上海一直在冒升，就連在衣著品味上都有這種現象！

我只能說現在的香港人在一定程度上已過了衣著要光鮮亮麗的標準化年代。那種是The Great Gatsby式的大文豪年代。那也是一個現代主義當道的年代。同時，那也是一個工業化生產模式下的「標準－集權－大量」化的第二波產物。差不多樣子的高跟鞋配搭差不多樣子的包包，再加上一個差不多款式的髮型，這就是現在我在上海看到的景象。但香港現在的配搭是什麼都可以。男士西裝不打領帶，西褲配涼鞋；女士更不用說，什麼模式的 crossover 都可以發生。我可以這個比喻來說明什麼是後現代主義﹕無論怎樣配搭，心裏若然有這樣的一句話，那就代表着「後現代主義」﹕哪怕我怎樣配搭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穿得像個上海人！

第二波末端現象
後現代主義是為了挑戰「現代主義」而出現的，因此它看「現代主義」很不順眼。是「去中心」的、要「解構」它的、是沒有所謂權威的、是百花齊放的、是打游擊的。它可以是沒有規章、沒有界限、沒有秩序，甚至可以說是無的放矢。只要想到的，而又是偏離現代主義的思路，都無任歡迎。它是「為反而反」的，是一個可以毫無建樹但又包羅萬象的年代。

假如，我們現在說「現代主義」跟第二波工業社會很有關聯性，那個說法也不為過。至於「後現代主義」呢？它就是所謂的第三波世界嗎？我傾向認為「後現代主義」是一種為掙脫第二波的鱗爪的手段，它並不是一種理想，它只是第二波的末端現象，也為第三波世界打開了一扇窗。

香港缺創意「唔上唔落」

在 1997 年回歸前，香港不同機構分別重金聘請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撰寫過兩大報告，評論香港的未來發展。哈佛團隊所寫的《香港優勢》（The Hong Kong Advantage）主要認為香港有很好的地理與交通、通訊、物流配套，靠向中國的「前店後廠」式經營，若香港能繼續在這些方面加強其領導地位，未來仍然大有作為。有趣的是，由麻省理工團隊所撰寫的《香港製造》（Made by Hong Kong）則給予一個幾乎完全不同的分析，他們認為香港必須發展高科技製造業，不然的話我們的競爭優勢將不保。

結果香港的工業政策在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年代裏，同時在回歸後那種求穩不求大變的政治環境下，取信了哈佛的《香港優勢》，在工業的範式上什麼都沒有改變過。我們繼續金融、地產、通訊、物流、碼頭、貿易、旅遊、飲食，當然少不了的就是零售業、服務業的全力發展，結果我們整個香港今天基本上已經在產業鏈上完全脫離了製造業。

香港是一個已經沒有第一波農業生產包袱的地方。這是很多國家（尤其中國）夢寐以求的事。當香港取信了《香港優勢》的報告後，我們基本上連第二波的製造業都沒有了。因此，第一波的模式沒有了，第二波的模式也沒有了，我們很自然就進入了以「知識為本」的第三波經濟吧。

但事實是我們只能夠算是延續第二波的「後工業社會」，這種「後工業社會」一方面仍未進入第三波的世界裏，另一方面則愈來愈以服務業為主。但這又代表什麼呢？這代表香港愈來愈以「消費（consume something）」來創造繁榮的地方，而非以「製造（make something）」來創造價值的地方。消費傾向在地化（localized），製造傾向全球化（globalized）。香港人一方面變得愈來愈在地，另一方面不幸地也顯得愈來愈落伍。

 或成病態性後現代社會

最新一期《彭博商業周刊》指出香港不缺發展創新科技的條件，基建、教育、法制、稅制、資訊自由，但在2013全球競爭力指標得分最低的是「創新」。從這方面看，縱使香港有東南亞最自由的資訊，有全球最快的寬頻網絡，有最多使用智能手機的市場密度，但我們仍然最缺乏創意。

香港現在處於「唔上唔落」的狀態。香港的勞動人口中，已有近九成在服務業工作；而當中，只有不超過三成的勞動人口是活躍於創意、知識相關的行業中。最近城中輸入外地低技術勞工的數字引起不少爭議，其中最令人難堪的是，從《彭博商業周刊》所示，香港並不是沒有走上第三波的條件，而是有一批想要進入第三波的人沒法在這片土地找到能讓他們發揮的去處。同時香港擁有一批中產精英，他們本應可帶領整個社會進入第三波經濟大幹一番，但為什麼這個第三波經濟的算盤就是打不響呢？

若然一個地方需要孕育創意，能讓當地人擁有多元文化、多元商業模式都是很重要的，那很自然就需要能讓這種多元性產生的政治制度，以及能鼓吹多元文化的社會氛圍。香港擁有各種各樣「消費型」的科技，背後支撐的偏偏不是有助將社會推向第三波的思維，反而是來自第二波思維式的地產霸權思維。即是說，所有表面有利邁向第三波的條件，其實都是來自一套過時的工業生產式「集權－集中－標準」的單一商業邏輯。那只會導致社會系統的內部不一致，肯定不會成功。

爭取民主、要求（具認受性）普選不會也不能解決一時三刻的民生問題，但長遠來說是重要的發展。從這角度出發，我們應能理解為何一眾中產精英都要站出來「佔領中環」。那是必要之痛。

不妨想想20年前的台灣與韓國，每一天都在示威、多次在議會上打架。但20年後的今天，這兩個地方已是亞洲最強的地方。若香港繼續找不到一條具認受性的出路，香港將有20年陷入「病態性的後現代（post-modern）社會」狀態。

反思工廠化的全球教育體系

上週我們談及日本的官僚，與國民有五花八門的創意大相徑庭。並認為日本雖然在外表上（尤其是在科技上）已經有很多第三波的特徵，但內核裡仍然是第二波工業社會的技術官僚體系。工業社會強調「標準－大量－同步－專技－集中－集權」，而這恰恰與日本人的文化基因是完美相配的。因此，就算是日本人談創新，他們都會按流程跑。按流程生產創意的好處是它的水平不會太差，但按流程的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產出一些「標準化」的東西出來，那就與「創意」的原意背馳。

雖然我們是在討論日本，其實我希望說的是我們整個世界。現今世界在科技上好像出現了很多很不一樣的工具，令我們可以對舊有傳統的工業生產模式提出種種的挑戰。例如在沒有客製化技術（如 3D 打印技術）出現之前，我們的生產都需要先製造一個模具，這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為了要沖淡這個成本，我們便得要老慮所謂的「每次開機就要印三千件」的這種「批量生產」思維。批量生產就是典型的第二波思維，起碼是「大量－同步－標準」的產物。但現在 3D 打印技術出現了，它將所謂的建模成本降至零。理論上你是可以客製一件貨品。這種生產規限上的釋放是驚人的。然而，我一直在爭議的是，技術已經到來了，我們的腦筋可有跟上嗎？然後我們發現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出現「思維範式」上的滯後。這與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工業化教育體系有關的。 

世界知名的品管大師 W. Edwards Deming 曾說過我們的教育系統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生產型工廠。我們都在同一時間讀同一年級，有著同一歲數的同學，然後共同讀同一本書，考同一個試。這是什麼？是「大量－同步－標準－集中」的表現。老師是權威，所以也是「集權」的表現者。越上高年級，我們便要分流，分文、理、商；然後到大學，再分那一個本科（物理、數學、文化還是法律），然後到研究院我們再在本科上分流。這是將「專技化」這種現象推向極至。

老師在學校裡，也像工人在流水線上一樣，只負責某一個工序，小學一年級的老師負責完一年級後，將「整批」學生移到學校生產線的下一個環節：二年級，有任何「次品」便得回到最初進行「翻工 (rework)」；二年級老師便在學年期間做同樣的事，然後傳到三年級去，如此傳到六年級。因為各有專注，各施其職，他們很少能夠看到最後產出的學生是怎樣的。到底一個六年級出來的學生，有多少是因為三年級的那位老師所影響呢？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老師並不負責整個學生的學習，老師只負責某一部份的「知識轉移」。這就是我們的教育體系運作方式。有趣的是，這種教育方式基本上是涵蓋全世界的已發展國家。模式上可能有一些小差異，但基本上我們的教育體系就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到過一個地方能聽到當地人對自己的教育制度是滿意的。一次也沒有。因此這可以說是一個全球化現象。但它的好處在哪裡？就正如日本，一個標準化的教育制度可以用一種低成本的方式，來幫助最多的人集體脫離文盲。讓國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讓大量的人口在同一時間高速地脫離文盲，學識一些字，對一個第二波的工業生產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需要一批又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勞工。這也說明我國有起碼七億農民，當中能入城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兩億多，為什麼？因為工業生產仍需要有最基本的知識水平。完全目不識丁的農民是不能進入第二波社會的。

問題是，這個系統建立之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對於該地的人來說，這種教育便成為了一種負累。它只讓人標準化，但卻沒有孕育創意的能力。它將人格式化。它將人牢固在一個第二波的思維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