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索引 與 未來研究

權力之轉移

早在400年前，哲學家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但我相信他應該是在說知識等同「權力」。培根可能是高瞻遠矚的思想家，知道400年後知識成為了現今社會的強大力量。但問題是在400年前，知識的位置有多高？有多少人能認知這是「好東西」？

不同年代傾側不同權力

回顧 400 年前，連蒸汽機都未曾誕生的年代，工業生產仍未出現。那仍然是一個第一波的農業生產年代。當然農業生產並不一定與務農有關，就如工業生產一樣，也不必是工業的生產製造商。其中最具代表的分別，是向哪種權力傾側。

直到現時為止，我們仍然離不開三種權力﹕暴力、金錢與知識。它永遠是一種三角關係，即權力不會只以一種形式出現。我可以用金錢來驅使暴力，同樣地，可以用金錢來得到知識（收購某種專利），利用知識來獲得金錢（研發專利得到專利金）等。然而我們需要緊記的是，不同的年代都會對不同權力有所傾側﹕第一波的農業生產年代是一個訴諸力氣與暴力的年代。那是一個「靠惡」的年代，只要「手瓜起展」，食飯便「唔使畀錢」的年代。第二波工業生產的年代是一個金權崛起的年代，一個「有錢使得鬼推磨」的年代，金融大班的年代，也是地產霸權的年代。第三波的年代，就是人稱「食腦」的年代。

知識支配金錢暴力

若以權力的質量比較，我們會發現最低質素的權力是暴力，金錢的權力品質遠勝於暴力。知識作為一種權力，它的質量也是遠超金錢的。不難發現，暴力作為一種權力，它的面向比較單薄﹕暴力鮮能創造，它一般都是關於破壞一些東西來換取另一些東西（大力士被徵用到戰場多於留在工場）。暴力通常也是作懲罰之用，主要是為了停止某種行為而做。很多人認為法律應該是另一種權力的代表，但很大程度上，法律背後是具威嚇的暴力。

金錢作為一種權力，它的「自由度」可高多了。它是驅動人類活動的強大誘因，它是調動人類的貪念而成為創造的力量。它可以賞，也可以罰。而且更重要是，這種資產可以流動。當金錢由一方轉移到另一方時，也意味著有某種權力的轉移，這是暴力不能做到的。今天我們會用「熱錢」來形容龐大而跨國界的大量金錢流動，我們會用M1、M2、M3來追蹤金錢的流動性。熱錢跑到哪裏，就等同相當的權力集中到那裏，而往往會對金融體系帶來衝擊力。

現在，我們經歷一段相當混亂的「後現代」時間後，終於來到第三波世界的入口（也有不少人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這個時期）。在第三波這個以知識為本的世界裏，暴力與金錢當然仍然存在，只是其比重將會與農業及工業的年代有巨大差異。更重要的是，在第三波的世界裏，愈來愈明顯的是暴力與金錢都在知識的支配之下。今天的軍事競賽，不再是比併哪國導彈更具破壞性，而是比併導航系統的準確。今天的金融，已經進入由電腦程式來展開每秒能做數以萬元計的高頻交易。今天的權力來源，已出現了重大轉移。

知識支配生產，也可以支配農業，而且，由知識而來的權力與財富，都要比由金錢與暴力所產生的來得有威力。當暴力要考慮身材的高大，力氣的多少；金錢考慮你擁有多少土地與遺產；知識只考慮兩耳之間的創造力，任何身材、種族、宗教、國籍及貧富程度的人都可以擁有與創造的。知識，是被認為三者中最民主的權力，也是三者中最優質及最有威力的權力。

歡迎來到第三波以知識為主導的新世界。

後現代香港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這個概念，很多人都聽過，但知道是什麼的人卻不多。除了讀過當代藝術或當代建築的人，每當我問身邊的朋友時，他們總是說不出所以來。原因很簡單，因為它的重點就是要你說不出所以。

要認識後現代主義是什麼並沒有想像中容易，但要認識它「不是什麼」則相對簡單。「後現代主義」的對立面就是「現代主義（modernism）」，因此「後現代主義」肯定不是「現代主義」。試問這種「阿媽係女人」的解釋誰會滿意呢？但有趣的是，我們確實需要用這個方向來認識「後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是關於追求一種工整、完美。它是崇尚一種權威、一種答案、一種效率；它是談結構、談藍圖；它談真理。基本上它認為自己是趨近真理，因而背後有一種「應該是怎樣」的想法，也是追求一種操之在我的操控權。但「後現代主義」則主張開放、包容，什麼都對，什麼都可以（或「為什麼不可以」），它是與「現代主義」對着幹。如現代主義是強大的越戰美軍，那麼後現代主義就是北越的游擊隊。

包羅萬象沒規章
但這樣說來仍是比較抽象，或許我們試從路人的衣著來作個例子。筆者近年需要回上海公幹，偶爾會發現上海居住的人很懂打扮。他們都很乾淨、光鮮，而且不少都穿得比香港的好看，不用說全都是名牌效應。那種打扮是很公式化的，它可以公式化的漂亮、公式化的性感、公式化的短髮西裝。但整個面貌看起來比香港有朝氣。

問題是，這種景象香港並不是沒有出現過。但在今天香港的街角，看到那批「潮人」所穿的都是五花八門。有的可能效果還不錯，但坦白說，當中大部分潮人的衣著給人不倫不類的感覺，為顛覆而顛覆。日本時裝雜誌慣常地會有一版關於街頭路人的衣著，你不難發現當中有很多「怪雞族」的配搭確實讓人吃不消。因此，我們可以打趣的說，香港與上海的較勁，香港好像一直在倒退，上海一直在冒升，就連在衣著品味上都有這種現象！

我只能說現在的香港人在一定程度上已過了衣著要光鮮亮麗的標準化年代。那種是The Great Gatsby式的大文豪年代。那也是一個現代主義當道的年代。同時，那也是一個工業化生產模式下的「標準－集權－大量」化的第二波產物。差不多樣子的高跟鞋配搭差不多樣子的包包，再加上一個差不多款式的髮型，這就是現在我在上海看到的景象。但香港現在的配搭是什麼都可以。男士西裝不打領帶，西褲配涼鞋；女士更不用說，什麼模式的 crossover 都可以發生。我可以這個比喻來說明什麼是後現代主義﹕無論怎樣配搭，心裏若然有這樣的一句話，那就代表着「後現代主義」﹕哪怕我怎樣配搭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穿得像個上海人！

第二波末端現象
後現代主義是為了挑戰「現代主義」而出現的，因此它看「現代主義」很不順眼。是「去中心」的、要「解構」它的、是沒有所謂權威的、是百花齊放的、是打游擊的。它可以是沒有規章、沒有界限、沒有秩序，甚至可以說是無的放矢。只要想到的，而又是偏離現代主義的思路，都無任歡迎。它是「為反而反」的，是一個可以毫無建樹但又包羅萬象的年代。

假如，我們現在說「現代主義」跟第二波工業社會很有關聯性，那個說法也不為過。至於「後現代主義」呢？它就是所謂的第三波世界嗎？我傾向認為「後現代主義」是一種為掙脫第二波的鱗爪的手段，它並不是一種理想，它只是第二波的末端現象，也為第三波世界打開了一扇窗。

香港缺創意「唔上唔落」

在 1997 年回歸前，香港不同機構分別重金聘請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撰寫過兩大報告，評論香港的未來發展。哈佛團隊所寫的《香港優勢》（The Hong Kong Advantage）主要認為香港有很好的地理與交通、通訊、物流配套，靠向中國的「前店後廠」式經營，若香港能繼續在這些方面加強其領導地位，未來仍然大有作為。有趣的是，由麻省理工團隊所撰寫的《香港製造》（Made by Hong Kong）則給予一個幾乎完全不同的分析，他們認為香港必須發展高科技製造業，不然的話我們的競爭優勢將不保。

結果香港的工業政策在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年代裏，同時在回歸後那種求穩不求大變的政治環境下，取信了哈佛的《香港優勢》，在工業的範式上什麼都沒有改變過。我們繼續金融、地產、通訊、物流、碼頭、貿易、旅遊、飲食，當然少不了的就是零售業、服務業的全力發展，結果我們整個香港今天基本上已經在產業鏈上完全脫離了製造業。

香港是一個已經沒有第一波農業生產包袱的地方。這是很多國家（尤其中國）夢寐以求的事。當香港取信了《香港優勢》的報告後，我們基本上連第二波的製造業都沒有了。因此，第一波的模式沒有了，第二波的模式也沒有了，我們很自然就進入了以「知識為本」的第三波經濟吧。

但事實是我們只能夠算是延續第二波的「後工業社會」，這種「後工業社會」一方面仍未進入第三波的世界裏，另一方面則愈來愈以服務業為主。但這又代表什麼呢？這代表香港愈來愈以「消費（consume something）」來創造繁榮的地方，而非以「製造（make something）」來創造價值的地方。消費傾向在地化（localized），製造傾向全球化（globalized）。香港人一方面變得愈來愈在地，另一方面不幸地也顯得愈來愈落伍。

 或成病態性後現代社會

最新一期《彭博商業周刊》指出香港不缺發展創新科技的條件，基建、教育、法制、稅制、資訊自由，但在2013全球競爭力指標得分最低的是「創新」。從這方面看，縱使香港有東南亞最自由的資訊，有全球最快的寬頻網絡，有最多使用智能手機的市場密度，但我們仍然最缺乏創意。

香港現在處於「唔上唔落」的狀態。香港的勞動人口中，已有近九成在服務業工作；而當中，只有不超過三成的勞動人口是活躍於創意、知識相關的行業中。最近城中輸入外地低技術勞工的數字引起不少爭議，其中最令人難堪的是，從《彭博商業周刊》所示，香港並不是沒有走上第三波的條件，而是有一批想要進入第三波的人沒法在這片土地找到能讓他們發揮的去處。同時香港擁有一批中產精英，他們本應可帶領整個社會進入第三波經濟大幹一番，但為什麼這個第三波經濟的算盤就是打不響呢？

若然一個地方需要孕育創意，能讓當地人擁有多元文化、多元商業模式都是很重要的，那很自然就需要能讓這種多元性產生的政治制度，以及能鼓吹多元文化的社會氛圍。香港擁有各種各樣「消費型」的科技，背後支撐的偏偏不是有助將社會推向第三波的思維，反而是來自第二波思維式的地產霸權思維。即是說，所有表面有利邁向第三波的條件，其實都是來自一套過時的工業生產式「集權－集中－標準」的單一商業邏輯。那只會導致社會系統的內部不一致，肯定不會成功。

爭取民主、要求（具認受性）普選不會也不能解決一時三刻的民生問題，但長遠來說是重要的發展。從這角度出發，我們應能理解為何一眾中產精英都要站出來「佔領中環」。那是必要之痛。

不妨想想20年前的台灣與韓國，每一天都在示威、多次在議會上打架。但20年後的今天，這兩個地方已是亞洲最強的地方。若香港繼續找不到一條具認受性的出路，香港將有20年陷入「病態性的後現代（post-modern）社會」狀態。

反思工廠化的全球教育體系

上週我們談及日本的官僚，與國民有五花八門的創意大相徑庭。並認為日本雖然在外表上（尤其是在科技上）已經有很多第三波的特徵，但內核裡仍然是第二波工業社會的技術官僚體系。工業社會強調「標準－大量－同步－專技－集中－集權」，而這恰恰與日本人的文化基因是完美相配的。因此，就算是日本人談創新，他們都會按流程跑。按流程生產創意的好處是它的水平不會太差，但按流程的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產出一些「標準化」的東西出來，那就與「創意」的原意背馳。

雖然我們是在討論日本，其實我希望說的是我們整個世界。現今世界在科技上好像出現了很多很不一樣的工具，令我們可以對舊有傳統的工業生產模式提出種種的挑戰。例如在沒有客製化技術（如 3D 打印技術）出現之前，我們的生產都需要先製造一個模具，這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為了要沖淡這個成本，我們便得要老慮所謂的「每次開機就要印三千件」的這種「批量生產」思維。批量生產就是典型的第二波思維，起碼是「大量－同步－標準」的產物。但現在 3D 打印技術出現了，它將所謂的建模成本降至零。理論上你是可以客製一件貨品。這種生產規限上的釋放是驚人的。然而，我一直在爭議的是，技術已經到來了，我們的腦筋可有跟上嗎？然後我們發現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出現「思維範式」上的滯後。這與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工業化教育體系有關的。 

世界知名的品管大師 W. Edwards Deming 曾說過我們的教育系統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生產型工廠。我們都在同一時間讀同一年級，有著同一歲數的同學，然後共同讀同一本書，考同一個試。這是什麼？是「大量－同步－標準－集中」的表現。老師是權威，所以也是「集權」的表現者。越上高年級，我們便要分流，分文、理、商；然後到大學，再分那一個本科（物理、數學、文化還是法律），然後到研究院我們再在本科上分流。這是將「專技化」這種現象推向極至。

老師在學校裡，也像工人在流水線上一樣，只負責某一個工序，小學一年級的老師負責完一年級後，將「整批」學生移到學校生產線的下一個環節：二年級，有任何「次品」便得回到最初進行「翻工 (rework)」；二年級老師便在學年期間做同樣的事，然後傳到三年級去，如此傳到六年級。因為各有專注，各施其職，他們很少能夠看到最後產出的學生是怎樣的。到底一個六年級出來的學生，有多少是因為三年級的那位老師所影響呢？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老師並不負責整個學生的學習，老師只負責某一部份的「知識轉移」。這就是我們的教育體系運作方式。有趣的是，這種教育方式基本上是涵蓋全世界的已發展國家。模式上可能有一些小差異，但基本上我們的教育體系就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到過一個地方能聽到當地人對自己的教育制度是滿意的。一次也沒有。因此這可以說是一個全球化現象。但它的好處在哪裡？就正如日本，一個標準化的教育制度可以用一種低成本的方式，來幫助最多的人集體脫離文盲。讓國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讓大量的人口在同一時間高速地脫離文盲，學識一些字，對一個第二波的工業生產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需要一批又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勞工。這也說明我國有起碼七億農民，當中能入城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兩億多，為什麼？因為工業生產仍需要有最基本的知識水平。完全目不識丁的農民是不能進入第二波社會的。

問題是，這個系統建立之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對於該地的人來說，這種教育便成為了一種負累。它只讓人標準化，但卻沒有孕育創意的能力。它將人格式化。它將人牢固在一個第二波的思維當中。

日本的真官僚與假開放

如果工業社會是關於控制，關於效率，那麼在第三波的知識／資訊為本的社會又需要怎樣的思維模式？毫不猶豫地我會說是「創意（creativity）」。我知道，創意是我們掛在口邊說了超過30年，但就如我上文所說，對於在第二波中的人說他們需要創意，你大可不用太認真。因為第二波的社會、教育、工作、政府都不會將創意放於首位。他們喜歡將「標準」放於首位。想想日本。

對很多國外人來說，日本是一個謎。日本也確實曾令我非常不解﹕為何一個小國幾乎在任何一個領域上都具有世界級的水平。時裝，他們是世界級的；馬拉松，日本選手都是世界級的；然後是汽車，也是世界級的；漫畫，日本肯定佔一位置；就連在學術上他們也不乏諾貝爾獎級別的學者。但，他們雖然能躋身在世界前列位置，但說到在各領域上最頂尖的好手，日本人卻又談不上。為什麼呢？

日本人具備創意嗎？他們絕對有很多非凡的創意，不是嗎？日本總是會有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想法、產品出台。要知道一個地方的創意有多少，其中一個重要的角度就是他們的雜誌類型。在日本，你幾乎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雜誌，汽車、電子產品、時裝、槍、模型玩具、成人雜誌、漫畫等等，五花八門，而且印製精美，可以說是一個高度多樣化的創意社會。從中得出的總結是﹕我們都很欣賞日本人的創意。但一個有如此創意的國家，為何會滯留在衰退的低谷中超過20年？沒錯，那肯定是與人口老化有關的；但日本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因﹕官僚體制。日本是第二波「集中－集權－標準」的佼佼者。

日本一方面是一個高度自由、民主的國家，但同時也是一個帶有龐大官僚機器的國家。日本是一個非常程序取向的地方，按部就班地每一個部分都做到標準化，就是連討論創意都要標準化！最近有一本很精彩的漫畫及動畫《爆漫》（作者是《死亡筆記》的兩名作者），故事描述兩個很熱血的拍檔如何奮鬥成為漫畫家的過程，當中作者也很仔細的道出整個漫畫產業的創作流程與挑戰，看罷你會覺得日本人對「標準化」的執迷。標準化的好處是國民基本素質不會差，就是遇到311福島大災難也不會出亂子。

日本的文化是順從，不要挑戰權威，高度細節而且注重程序與品質。這些條件都是與第二波的工業化社會背後要求的「六大護法」配合得天衣無縫。日本是一個完美的第二波國家，因此他們能夠享受在第二波的經濟飛升，連同那段 1960 至 1990 年代也是日本嬰兒潮最給力的年代。當然，集中、集權之後沒有一個很好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一個衍生黑金政治的溫床。當黑金政治滲透了一個政治、金融、經濟體系的時候，這個地方想要脫離第二波而邁向第三波也就變得異常困難了。 

創意也標準化 難達大師級

日本能夠在很多方面成為世界前列位置，我猜是因為日本人能將很多創作的流程標準化，因此令其水平不會出現參差，而且往往都會較其他國家為高。但若要論及一些大師級的作品，或最高手的境界，那種毫無規範下的創作力卻不容易從日本人的「標準流程」中培育出來。結果就是棒球他們要輸給美國或台灣，電子產品要輸給韓國，音樂始終不及英、美，時裝不及法國、意大利，就是連最拿手的生產製造業也不能超越德國。

從第二波／第三波的視角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如此多樣化的國家為何仍然滯後在第二波的世界裏。進步，是需要真的開放，放下曾為你帶來無限利益的思維範式，抱擁真正的第三波創意世界。

單向控制思維

未來將會怎樣，這是每個人都希望知道的。然而至今為止，我們已經知道未來是不可預知的。雖然世間上有千萬種嘗試，企圖將這個關於「未來」的圖像解開。但我們總是在「精確地錯」或是「模糊地對」之間作一個取捨。當我們能夠充分運用機率的概念時，我們仍有機會「謙虛地」做到「精確地對」，不幸的是我們這門技巧不太適合用在「長遠的未來」上。

未來學家必須懂得從中把握當中的取捨。一方面不能掉進仔細處去，但同時又不能言之無物。因此，我個人認為，一個未來學家的真正工作並不在預測，而是「引導（facilitate）」大家在一個名叫「未來」的空間中，一起想像未來會是怎樣。

未來學大師 Alvin Toffler 利用他的三個浪潮的理論，讓人對所謂的「第三波」有無限遐想。這正是他高手之處。一方面他沒有明言第三波的世界會是什麼，但他卻提出種種發展的軌迹，讓人意識到第三波的社會，將會與第二波工業生產為主的社會很不一樣。怎樣不一樣？那就是與「集中—集權—大量—同步—標準—專技」的模式很不像。至於如何不一樣，那就是你與我的想像空間了。

但若然，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一種生產模式，而是一種思考模式，那我們可以想像未來第三波的人才將需要怎樣的思考模式嗎？但在我們開始探討之前，我們最好複習一下第二波的思考模式會是怎樣的。

第二波不鼓勵創意
第二波的思維，主要就是「效率（efficiency）」、「標準」、「控制（control）」和「可測（predictable）」。必須留意的是，在這個年代，「創意」從來不是優先考慮的元素，理由當然是非常簡單﹕標準化，一定不希望出現「變異（variations）」。在第二波的年代中，喜歡將問題分拆再分拆，當代稱之為「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用解剖的方式將問題不斷細化，讓龐大的問題約化為較容易解決的部分。這種方法非常有效，尤其是在醫學、科學，以至管理學上的進展都因為使用了化約法而獲得空前的成果。但就正如 Toffler 所說，「經過 100 多年的培訓後，我們太熟悉此技，導致我們過分精通於化約而忘記了將這些部分重新整合」。

在第二波的種種主控思維中，我認為「控制」與「可測」已經植根在人的深處，成為了一種當代的思維範式（paradigm）。因此，我們為何那麼想要「預測」未來的模樣？因為我們深處對於「可測」有很強烈的依附，從而希望增加控制感。增加控制感本乃人之常情，而且也是我們成長的其中一種表達模式（你駕馭得愈好，應有愈大的成就）。問題是這種屬於第二波的控制欲是相當單向的，即我來控制你好了，你乖乖的聽我的。

X-理論信奉者——就是要監控
就以管理為例，管理學上有非常著名的「X-理論」與「Y-理論」。這是一種描述管理者傾向信奉哪種主張的「管人之道」。就讓我們先討論「X-理論」吧。信奉X-理論的主管，傾向認為人是欺善怕惡、機會主義、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因此「人就是要管的」﹕他們相信賞罰、相信監控、認為變異是不良的表現。他們也是傾向權威式的。由此思路出發，你便不難想像具有能力的 「X-理論」主管，會以他／她們的計劃，以及監控計劃的能力來衡量其管理水平。雖然在第二波年代裏我們都是活在看似是自由主義的經濟環境中，但在企業組織內其實是一面倒地施行「計劃經濟」。當然，這種現象並不限於企業組織當中，它是涵蓋所有機構、結社與組織的。計劃是什麼，那其實就是預測，因此我們非常渴求「預測」的技法，或，盡可能活在一個可以預測的世界裏。

「控制」與「可測」的思維是相輔相成的。它確實是統領了一整個年代，所以我們才能稱這個為思維的「範式」。然而，除了死亡與交稅之外，我們還有什麼是可測的？這種思維在未來不單止愈來愈沒有競爭力，一不為意反令問題更糟。但現下你可納悶了。假如「控制」與「可測」愈來愈不行，難道未來要求我們「放棄控制」及只需要「活在當下」就行了嗎？就讓我們下期繼續討論吧。

「霾頭苦幹」 中國的未來

內地近日出現的霧霾籠罩一半國土、覆蓋超過 100 多個城市。在坊間出現「自強不吸、霾頭苦幹」的諷刺說法。第一時間是國民的健康問題，民間的呼吸道疾病是首當其衝的。但同時，霧霾也影響經濟活動，例如旅遊、航班的滯留都會帶來經濟損失。因此有不少人認為中國要治理這個霧霾的天災，勢必影響國家的發展。若論及發展，天災及環境性的影響固然會很嚴重，但也有論者認為因此下年的 GDP 增長會因而受影響。就此我希望從第二波工業生產的角度審視一番。

首先，讓我們來思考一下什麼是 GDP（國民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若我跳過所有冗長的經濟學定義的話，其實可以將之視為「一紙紀錄」。記錄什麼，記錄整個國家的產出是多少。為什麼要將GDP說成是一種紀錄，因為它確實如此。但此紀錄又以什麼來作憑據？簡單來說就是在市場（market）上的活動（activities）。「市場」在此成為了一個關鍵詞了，因為市場在第二波的工業社會中的角色尤其重要，尤其是因為第二波的分工化，市場成為了一個分開「生產者（producer）」和「消費者（consumer）」的重要介面。

因此，我們會說，一個國家的 GDP 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在市場上的交易紀錄。你與我若各自在家自行打掃，我們的活動雖然有意義，但卻不會記錄在國家的GDP紀錄當中。但若我現在付你 100元到我家打掃，你又付我 100元到你家打掃，並透過市場上交易，那我們現在便為 GDP 貢獻了200元的產出！我個人認為，說 GDP 是一種「經濟活動的紀錄」較所謂「國民生產總值」可能更來得可靠。大部分已發展國家因為現在仍喜歡沿用 GDP 來衡量自己的發展程度，因此他們便盲目地追求更多的 GDP 增長，掉進了對第二波的「效率」或數字上的執迷，忘卻了「效能」才是更重要。

追逐 GDP 增長?霧霾? GDP 增長？

以下是個典型例子說明當衡量方式仍放在「第二波」的思維模式時，將有什麼後果。且說天災吧。1989 年在阿拉斯加有一艘大型油輪 Exxon Valdez 觸礁，漏出了1100 萬加侖原油到該海域去，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災難。在任何角度看，這都是一種損失，是毫無益處的。但該區於那一年的 GDP 卻大幅提升了！原因？因為清潔海灣創造了很多「活動」。而 GDP 並不會理會它是否一個生態災難，它只記錄這些活動的總和。美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如是，中國的霧霾亦如是。因此有報道說霧霾會影響到明年 GDP 的增長，這可是嚴重的倒因為果﹕我們因為追逐 GDP 上的增長，才有如此嚴重的霧霾。

另一個問題是，GDP 只計算經濟活動的價值，並不考慮這些活動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或自然資源的成本。因此，純然的用第二波的「機械」思維來榨取資源，以求數字上的增加，是會對社會及自然界造成無法想像的後果。GDP 增長愈多，就代表著它對天然的災害愈大。

現在我請各讀者回想，中國在過去 30 年一直維持「保八」增長，而且是複式的累積計算，這到底意味什麼？當中國人對近年國家的 GDP 超過了日本而沾沾自喜時，我會說，中國在過往 30 年進行著一場既深且廣的環境破壞，以換取這一代的繁榮。

今天，百多個城市 PM2.5 值的霧霾環境上的反撲，是最有力的後果。它說明了，第二波能迅速改善人民在不需顧及更大生態環境時的生活。但正所謂「出來混的，遲早要還的」。這種償還，用第二波的角度來說，當然是超級痛苦的，而且更糟的是，用第二波的思維根本償還不過來。唯有用第三波的思維方式，我們才有機會看到新的曙光。

大數據「知道」妳懷孕了，又怎地！

在預測界紅人 Nate Silver 的近作《精準預測》中，提到在預測中必須包容「噪音（noise）」，因為世界本來就是那麼不完美，並不是你用心去找所謂的「隱伏在後的潛模式（或潛趨勢）」就會找到。今天我們炒得火熱的「大數據（big data）」，就是有很驚人的數字拆解力（number crunching），幫助我們什麼都拆一頓。而如果你要這樣拆，答案是你總會拆到一堆模式出來，有一些是滿令人驚喜的。

少女懷孕「未卜先知」

一個大數據常用的例子就是美國的大零售商 Target，於 2012 年的一期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的頭版搶盡風頭，因為該報報道了一篇關於 Target 如何在芸芸數據中配對出哪個顧客很可能已經懷孕。整個故事非常精彩（精彩到我仍懷疑其真實性），話說有一名怒氣沖沖的中年男人走到其中一家店的店員面前，手持著 Target 用電郵寄出的購物優惠券，但購物的內容卻已經有所預設﹕一些孕婦用品的優惠。那名男子原來是一少女的父親，因在其女兒的電郵信箱上收到 Target 寄來的優惠券，很不滿意地質問店員為何向他的女兒寄出如此有意圖的「鎖定式推廣」，其意思是否 Target 鼓勵他的女兒嘗試懷孕？店員當然一頭霧水，店長查明了原來是 Target 背後的數據分析，查閱該少女的購物紀錄中有某種組合（葉酸維他命；鋅、鎂營養片和某些很特別的潤膚膏等等）便推斷該消費客戶有 87% 的可能懷有身孕，而且預產期大約是在什麼時候。因此 Target 的電腦推廣系統便會再配對一些相關的孕婦用品資料，發到她的電郵信箱去。店長及後回電，準備向該名男子道歉並說明，誰知那名男子在電話中主動道歉並詢問他們是如何得悉他的女兒真的已有身孕！以上的故事是大數據最喜歡採用的，以「較她爸爸還早知道女兒已有了身孕」來說明大數據的威力。

第三波還需人腦分析

今天社會已經開始邁進「第三波」，即以資訊、數據來產生有用的知識，並利用知識創造財富的年代。而近來大數據的浪潮好像在向我們宣示，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三波的年代了。但各位必須懂得區分，「開始邁進」第三波不等於「已經進入了」第三波。但這又以什麼來做準則呢？一切還是以人的思維素質，而不是科技來判定的。

Nate Silver認為，能拆解數字的電腦「粗暴」運算，將很多看似「無厘頭」的資訊用不同方式分析，讓我們可以參考同一組資料的不同維度。當中我們必然會有一些很棒的發現（例如Target的例子），但同樣重要的提點是，我們的世界仍然是不完美的，很多時候噪音就是噪音，真的沒有任何值得再演釋。更多的分析只會是在一堆噪音上「過度演釋（over-interpretation）」！人腦仍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她必須懂得如何判別哪些是信息，哪些是噪音。有了這種能力，思維層次才能與第三波經濟同步。

現代人思維仍然滯後

現下的問題是﹕社會雖然開始步進第三波的經濟，但我們的思維在很多時候仍滯後在第二波的「集中、集權、大量、標準」等層次上，第三波科技所拆解出的資料仍然是不懂得解讀與分析，到頭來只是另一層次的噪音而已，而且是愈來愈多噪音。

上周我談及全力發展第三波經濟的新加坡。沒錯，他們有好的政府願意花錢，決心投資，結果不斷吸引外資及國外人才，在很多有利第三波發展的金融、生物科學、管理學上都有長足的進步。而香港政府的不長進，沒有這些方面的長遠投資，是否意味著我們一般百姓不能踏進第三波經濟？我的觀察是，在配套上的支援當然重要，但我們實在需要明白，在第三波世界到底要求怎樣的思維模式，我們才能判別到底哪個地區是最有潛力發展第三波的。下一期與各位分享未來的思考需要什麼。

工業社會六大護法陰魂不散

未來學家 Alvin Toffler 在其經典著作中提到工業社會大約可以用一種後設的系統觀來思考整個工業社會，那就是「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或我所謂的工業社會六大護法。同時，當我們看到這個結構時，我們不難發現它們是互相依存的（interdependent）。一個「大量化」是受到其餘的「五化」來保護。因此工業社會也是堅如一座堡壘，是難以打破的。這也可以套用科學歷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所謂的「範式（Paradigm）」﹕工業社會的六大護法統領了一整個年代，在這個年代裏，某一組織、機構或國家，只要堅守這六大法則，並將之推演到極致，那就可以從中得到龐大的利益。

很多地方未走向第三波

也許你會認為，工業社會的東西，都是舊東西，有什麼特別與好奇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探討一下未來是什麼模式，而不是在這裏談什麼四五十年前的工業生產模式呢？你可能是對的。但問題是當我們討論第二、第三波的轉型時，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在談論哪個地區。香港？日本？台灣？還是中國？然後你便會發現，很多地方仍然未踏上第三波之路（包括香港）。了解這些不同的第二、第三波分佈，將對我們了解世界，以至想像世界未來的走向有很重要的啓示。

例如新加坡，若現在用第三波的概念來思考，它基本上是沒有第一波的農業生產。這點很重要，因為它沒有改變的包袱，沒有一堆農民在拖它發展的後腿。第二點可能是更重要﹕新加坡有李光耀。李光耀很清楚知道以新加坡這個較香港還要細小的彈丸之地，什麼資源都沒有，什麼靠山也欠奉，要在芸芸亞洲眾國中生存下去，一定是往知識型社會進發，那即是說他們要趕快的跳上第三波知識型經濟的列車上。要發展知識型社會，方向只得一個﹕提升人的知識水平。 要發展需先提升知識水平 說到提升，其中一個就是提升政府的學習能力。

在 20年之前，美國麻省理工的管理學大師 Peter Senge 寫了一本管理學經典《第五項修練》，討論的就是如何令一家企業擁有持續的創新能力，當中創新力是來自企業的學習力。這本書是關於如何建構一個「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它所指的學習不是一般的培訓，而是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的能力。這本書迅即席捲全球企業，以至國家都爭相學習。此書在 1994 年被台灣翻譯，其後的 5 年在台灣成為一本非常難得的翻譯暢銷書（賣出超過 50 萬本，以管理類別的翻譯著作來說是天文數字）。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兩岸三地都高呼要成為學習型政府或學習型國家。

推動「如何學習」 三地高下立見

三地之中，以香港政府最被動，在推動學習「如何學習」的這個重要事情上，香港政府幾乎什麼都沒有做過。台灣政府方面，則搞很多「動作」，很多活動，但就是不願意出錢。用的完全是本土式的土炮煉鋼方法，用本土的方法來推動政府與企業的學習，這樣做當然效果不彰。只有新加坡政府，早在10多年前重金邀請了整個麻省理工團隊到新加坡的政府部門逐一培訓，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這背後有的就是決心與遠見。 這些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香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全球的第一，經濟活力到最自由城市等等都是全球第一，新加坡總是緊隨其後。但現在，形勢已經很不同，位置對調了。當香港要為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居住與消費而買單的同時，新加坡已經用了很多優厚的條件，吸引大量國外精英到新加坡，幫忙推動他們趕快步上第三波的路上去。

滯後的工業生產思維模式

構成工業社會的元素，除了上次提及的大量化（massification）、標準化（standardisation）、專技化（specialization）之外，還有同步化（synchronization）、集中化（concentration）、集權化（centralisation）。這六「化」成為了工業年代的核心思維，也可能是《第三波》作者Alvin Toffler最重要的概念，他就是利用這扇窗，看得比任何未來學家都清晰﹕工業生產，以至思考模式都穿透着我們的生活每一個角落（哪怕你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極權還是民主）。

同步行動便會集中起來

延續上次談及的三「化」，且讓我們再了解何謂「同步化」。在工業社會中，若要追求效率，就得要做到「大量化」。大量化要求將「分工」概念推到另一個境界，那麼每個人都能做到「標準化」。同時，「同步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令到大量化得以發生。同步，就是你與我一起同時起步，同時結束。我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午飯、一起看電影、一起入馬場。在生產線上，同步化的概念才是最重要，我們一起同一個步伐生產同一批量的產品出來。因為這種同步，等待大家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便可以有「大量」的顧客：同一批人大量地、同步地進食午飯，飯店才能大量地準備午餐。在工業的年代，父親與母親一同出門上班，孩子便「同步地」到學校去，一起讀同一本課本、與所有 6歲的小孩上一年級的同一中文課。

工業社會的同步與大量，也很自然的使「集中化」出現。大量的孩子在父母上班的時候，「集中」在一個地方叫學校，工人們便集中到一個地方上班，在街上犯案的罪犯便被抓到一個集中罪犯的地方，叫做監獄。由於這種集中的力量，很自然的人們便留意到當一群共同利益的人走在一起的時候，便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機構（institutions）與結社的力量就是一種集中化的表現。工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工會、金錢聚在一起造就了銀行、知識集合在某一堆人的手上等等。我們很自然地又可以留意到由「集中」變成「集權」的脈胳。

集權化——絕對的控制權

「集權化」就是權力歸一起來有一種不對等的影響力。但這一次權力的集中不是在一個人（即皇帝）身上，而是在機構身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工業年代也是機構化的年代。這些組織、機構有絕對的話語權。醫生就是對病理知識的壟斷、警察就是使用暴力的壟斷、報館就是對新聞消息的壟斷。這些都是集權化的例子。

在過去 100年的時間裏，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例子真的是俯拾皆是。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假如工業社會是一套軟件，這六大護法基本上就好像是它的源代碼（source code）一樣。

以香港為例，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後工業年代」，但非常可惜的是，自從回歸之後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卻要回到「集權式」的管治。這是一種系統性的矛盾，第二波的集權模式，是沒有可能敵得過第三波的「滲透式」通訊科技。中間所產生的張力是可想而知的。

社會仍偏向用問題解決問題

我記得當年在讀到《第三波》的時候（那一年我只有17歲），我的頭腦好像被炸開一樣﹕我們的社會原來就是被這6個代碼所寫成的。當然，就如 Nate Silver 所說，這個世界是滿佈噪音，哪會那麼剛好什麼都是這六大護法所編出來。但若然我們要找尋一種「大概地對」的規律的話，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後設系統（meta-system）。

前面所提及的，工業社會影響我們的，除了是生產的模式之外，其實更重要、更深遠的是那種思考模式﹕工業思考模式。或可以這樣說，今天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容許各種各樣的獨特性發生，不再是某種歸一的標準，但我們的思考模式仍然落後，我們很多時候，仍然是用工業年代思維企圖解決社會日益複雜的問題。然而，愛因斯坦的名句是﹕我們不可能用產生問題的思考模式來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跳上另一個層次才可看到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