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索引 與 未來研究

大數據「知道」妳懷孕了，又怎地！

在預測界紅人 Nate Silver 的近作《精準預測》中，提到在預測中必須包容「噪音（noise）」，因為世界本來就是那麼不完美，並不是你用心去找所謂的「隱伏在後的潛模式（或潛趨勢）」就會找到。今天我們炒得火熱的「大數據（big data）」，就是有很驚人的數字拆解力（number crunching），幫助我們什麼都拆一頓。而如果你要這樣拆，答案是你總會拆到一堆模式出來，有一些是滿令人驚喜的。

少女懷孕「未卜先知」

一個大數據常用的例子就是美國的大零售商 Target，於 2012 年的一期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的頭版搶盡風頭，因為該報報道了一篇關於 Target 如何在芸芸數據中配對出哪個顧客很可能已經懷孕。整個故事非常精彩（精彩到我仍懷疑其真實性），話說有一名怒氣沖沖的中年男人走到其中一家店的店員面前，手持著 Target 用電郵寄出的購物優惠券，但購物的內容卻已經有所預設﹕一些孕婦用品的優惠。那名男子原來是一少女的父親，因在其女兒的電郵信箱上收到 Target 寄來的優惠券，很不滿意地質問店員為何向他的女兒寄出如此有意圖的「鎖定式推廣」，其意思是否 Target 鼓勵他的女兒嘗試懷孕？店員當然一頭霧水，店長查明了原來是 Target 背後的數據分析，查閱該少女的購物紀錄中有某種組合（葉酸維他命；鋅、鎂營養片和某些很特別的潤膚膏等等）便推斷該消費客戶有 87% 的可能懷有身孕，而且預產期大約是在什麼時候。因此 Target 的電腦推廣系統便會再配對一些相關的孕婦用品資料，發到她的電郵信箱去。店長及後回電，準備向該名男子道歉並說明，誰知那名男子在電話中主動道歉並詢問他們是如何得悉他的女兒真的已有身孕！以上的故事是大數據最喜歡採用的，以「較她爸爸還早知道女兒已有了身孕」來說明大數據的威力。

第三波還需人腦分析

今天社會已經開始邁進「第三波」，即以資訊、數據來產生有用的知識，並利用知識創造財富的年代。而近來大數據的浪潮好像在向我們宣示，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三波的年代了。但各位必須懂得區分，「開始邁進」第三波不等於「已經進入了」第三波。但這又以什麼來做準則呢？一切還是以人的思維素質，而不是科技來判定的。

Nate Silver認為，能拆解數字的電腦「粗暴」運算，將很多看似「無厘頭」的資訊用不同方式分析，讓我們可以參考同一組資料的不同維度。當中我們必然會有一些很棒的發現（例如Target的例子），但同樣重要的提點是，我們的世界仍然是不完美的，很多時候噪音就是噪音，真的沒有任何值得再演釋。更多的分析只會是在一堆噪音上「過度演釋（over-interpretation）」！人腦仍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她必須懂得如何判別哪些是信息，哪些是噪音。有了這種能力，思維層次才能與第三波經濟同步。

現代人思維仍然滯後

現下的問題是﹕社會雖然開始步進第三波的經濟，但我們的思維在很多時候仍滯後在第二波的「集中、集權、大量、標準」等層次上，第三波科技所拆解出的資料仍然是不懂得解讀與分析，到頭來只是另一層次的噪音而已，而且是愈來愈多噪音。

上周我談及全力發展第三波經濟的新加坡。沒錯，他們有好的政府願意花錢，決心投資，結果不斷吸引外資及國外人才，在很多有利第三波發展的金融、生物科學、管理學上都有長足的進步。而香港政府的不長進，沒有這些方面的長遠投資，是否意味著我們一般百姓不能踏進第三波經濟？我的觀察是，在配套上的支援當然重要，但我們實在需要明白，在第三波世界到底要求怎樣的思維模式，我們才能判別到底哪個地區是最有潛力發展第三波的。下一期與各位分享未來的思考需要什麼。

工業社會六大護法陰魂不散

未來學家 Alvin Toffler 在其經典著作中提到工業社會大約可以用一種後設的系統觀來思考整個工業社會，那就是「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或我所謂的工業社會六大護法。同時，當我們看到這個結構時，我們不難發現它們是互相依存的（interdependent）。一個「大量化」是受到其餘的「五化」來保護。因此工業社會也是堅如一座堡壘，是難以打破的。這也可以套用科學歷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所謂的「範式（Paradigm）」﹕工業社會的六大護法統領了一整個年代，在這個年代裏，某一組織、機構或國家，只要堅守這六大法則，並將之推演到極致，那就可以從中得到龐大的利益。

很多地方未走向第三波

也許你會認為，工業社會的東西，都是舊東西，有什麼特別與好奇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探討一下未來是什麼模式，而不是在這裏談什麼四五十年前的工業生產模式呢？你可能是對的。但問題是當我們討論第二、第三波的轉型時，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在談論哪個地區。香港？日本？台灣？還是中國？然後你便會發現，很多地方仍然未踏上第三波之路（包括香港）。了解這些不同的第二、第三波分佈，將對我們了解世界，以至想像世界未來的走向有很重要的啓示。

例如新加坡，若現在用第三波的概念來思考，它基本上是沒有第一波的農業生產。這點很重要，因為它沒有改變的包袱，沒有一堆農民在拖它發展的後腿。第二點可能是更重要﹕新加坡有李光耀。李光耀很清楚知道以新加坡這個較香港還要細小的彈丸之地，什麼資源都沒有，什麼靠山也欠奉，要在芸芸亞洲眾國中生存下去，一定是往知識型社會進發，那即是說他們要趕快的跳上第三波知識型經濟的列車上。要發展知識型社會，方向只得一個﹕提升人的知識水平。 要發展需先提升知識水平 說到提升，其中一個就是提升政府的學習能力。

在 20年之前，美國麻省理工的管理學大師 Peter Senge 寫了一本管理學經典《第五項修練》，討論的就是如何令一家企業擁有持續的創新能力，當中創新力是來自企業的學習力。這本書是關於如何建構一個「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它所指的學習不是一般的培訓，而是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的能力。這本書迅即席捲全球企業，以至國家都爭相學習。此書在 1994 年被台灣翻譯，其後的 5 年在台灣成為一本非常難得的翻譯暢銷書（賣出超過 50 萬本，以管理類別的翻譯著作來說是天文數字）。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兩岸三地都高呼要成為學習型政府或學習型國家。

推動「如何學習」 三地高下立見

三地之中，以香港政府最被動，在推動學習「如何學習」的這個重要事情上，香港政府幾乎什麼都沒有做過。台灣政府方面，則搞很多「動作」，很多活動，但就是不願意出錢。用的完全是本土式的土炮煉鋼方法，用本土的方法來推動政府與企業的學習，這樣做當然效果不彰。只有新加坡政府，早在10多年前重金邀請了整個麻省理工團隊到新加坡的政府部門逐一培訓，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這背後有的就是決心與遠見。 這些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香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全球的第一，經濟活力到最自由城市等等都是全球第一，新加坡總是緊隨其後。但現在，形勢已經很不同，位置對調了。當香港要為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居住與消費而買單的同時，新加坡已經用了很多優厚的條件，吸引大量國外精英到新加坡，幫忙推動他們趕快步上第三波的路上去。

滯後的工業生產思維模式

構成工業社會的元素，除了上次提及的大量化（massification）、標準化（standardisation）、專技化（specialization）之外，還有同步化（synchronization）、集中化（concentration）、集權化（centralisation）。這六「化」成為了工業年代的核心思維，也可能是《第三波》作者Alvin Toffler最重要的概念，他就是利用這扇窗，看得比任何未來學家都清晰﹕工業生產，以至思考模式都穿透着我們的生活每一個角落（哪怕你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極權還是民主）。

同步行動便會集中起來

延續上次談及的三「化」，且讓我們再了解何謂「同步化」。在工業社會中，若要追求效率，就得要做到「大量化」。大量化要求將「分工」概念推到另一個境界，那麼每個人都能做到「標準化」。同時，「同步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令到大量化得以發生。同步，就是你與我一起同時起步，同時結束。我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午飯、一起看電影、一起入馬場。在生產線上，同步化的概念才是最重要，我們一起同一個步伐生產同一批量的產品出來。因為這種同步，等待大家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便可以有「大量」的顧客：同一批人大量地、同步地進食午飯，飯店才能大量地準備午餐。在工業的年代，父親與母親一同出門上班，孩子便「同步地」到學校去，一起讀同一本課本、與所有 6歲的小孩上一年級的同一中文課。

工業社會的同步與大量，也很自然的使「集中化」出現。大量的孩子在父母上班的時候，「集中」在一個地方叫學校，工人們便集中到一個地方上班，在街上犯案的罪犯便被抓到一個集中罪犯的地方，叫做監獄。由於這種集中的力量，很自然的人們便留意到當一群共同利益的人走在一起的時候，便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機構（institutions）與結社的力量就是一種集中化的表現。工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工會、金錢聚在一起造就了銀行、知識集合在某一堆人的手上等等。我們很自然地又可以留意到由「集中」變成「集權」的脈胳。

集權化——絕對的控制權

「集權化」就是權力歸一起來有一種不對等的影響力。但這一次權力的集中不是在一個人（即皇帝）身上，而是在機構身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工業年代也是機構化的年代。這些組織、機構有絕對的話語權。醫生就是對病理知識的壟斷、警察就是使用暴力的壟斷、報館就是對新聞消息的壟斷。這些都是集權化的例子。

在過去 100年的時間裏，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例子真的是俯拾皆是。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假如工業社會是一套軟件，這六大護法基本上就好像是它的源代碼（source code）一樣。

以香港為例，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後工業年代」，但非常可惜的是，自從回歸之後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卻要回到「集權式」的管治。這是一種系統性的矛盾，第二波的集權模式，是沒有可能敵得過第三波的「滲透式」通訊科技。中間所產生的張力是可想而知的。

社會仍偏向用問題解決問題

我記得當年在讀到《第三波》的時候（那一年我只有17歲），我的頭腦好像被炸開一樣﹕我們的社會原來就是被這6個代碼所寫成的。當然，就如 Nate Silver 所說，這個世界是滿佈噪音，哪會那麼剛好什麼都是這六大護法所編出來。但若然我們要找尋一種「大概地對」的規律的話，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後設系統（meta-system）。

前面所提及的，工業社會影響我們的，除了是生產的模式之外，其實更重要、更深遠的是那種思考模式﹕工業思考模式。或可以這樣說，今天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容許各種各樣的獨特性發生，不再是某種歸一的標準，但我們的思考模式仍然落後，我們很多時候，仍然是用工業年代思維企圖解決社會日益複雜的問題。然而，愛因斯坦的名句是﹕我們不可能用產生問題的思考模式來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跳上另一個層次才可看到解決之道。

工業社會的六大護法

Alvin Toffler 的經典名著《第三波》（在國內譯做《第三次浪潮》）中的其中一章，是關於工業社會的「終章」，這一篇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章，因為作者列出了六個對工業社會很重要的元素：大量化 (massification)、標準化 (standardisation)、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專技化 (specialization)、集中化 (concentration)、集權化 (centralisation)。就是這六「化」，清楚地界定了什麼是工業社會世代的思維，這就是統領了一個年代的範式 (paradigm)。雖說是「終章」，但我相信只侷限在某些已發展國家而已。看到這個我稱之為「六大護法」的東西，便可以明白為何日本用了廿五之久仍未能從低谷中復穌過來：日本可能是全球最懂這六大護法的民族，也因此而帶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同樣在香港，你仍然可以見到這種工業年代的思想仍然是陰魂不散。

且讓我簡單的說明每一個護法的功用。「大量化」就是追求量產，或所謂的大批量 (big batch) 生產，大量化有很多好處，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將成本降到很低。因此大量化同時他代表着賺取暴利的空間。因此最方便的就是大家消費同一種產品、同一種款色、同一種顏色、同一種教育、看同一個電視台（因此我們稱這個是「大眾傳媒」的年代）。在大量化的追求下，便不得不同時進行另一個偉大的工程，那就是「標準化」。當生產同一款產品，而且為數如此龐大時，你不能就讓它的品質如此的參差不齊。因此我們便建立起各式各樣的標準：生產作業流程、動作的標準、進行同一種測試。因此在工業年代並不歡迎標奇立異，因為這樣會違反標準，增加管理上的成本。由此可見，「大量化」與「標準化」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工業年代巨人 Henry Ford 說過你可以選不同顏色的汽車，只是它是黑色就可以了(as long as it is black)！這是一百年前的經典名句。Ford 不能只製造汽車，更發明了工業年代的重要工具：輸送帶，讓工人可以做着同一套動作，完美地展現了阿當．史密斯 (Adam Smith)的分工化生產。就此也產生了另一個護法：專技化。「專技化」是指一個人專注地做某一樣事情，在以前可能就是管好同一套動作。當然在那個年代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可言，需要的只是身體的某一部分而已。因此在這類工業化的工廠中，需要的不是一個完整的人。難怪有一些主管說，他的下屬中有一些智力有問題的員工但卻非常勤奮，若真的要裁員的話，他們會是該主管最後才會裁減的員工。這說明一個擁有健全智力的人並不適合在機械式的工廠生產環境中生存。

其後，社會不斷的發展，大約在 1956 那一年，美國就業人口中的白領人口首次超過了藍領工人的人口數字。不要以為這就代表當時便告進入「第三波」的社會，那只不過是進入「後工業年代」的訊號。我們可以在「專技化」上看到，雖然白領工人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的文明走出了工廠，但那時候我們仍然是以工作的性質來界定我們是誰：我是會計師、你是特殊教育的老師、他是腦科醫生。我們在大學 (University)本應是追求一種通才的通識教育，結果我們卻越走越專門：學生們可能要花其一生的時間研究人類細胞死亡過程中的某一個非常獨特的反應機制。

我們的社會，可能在科技上已經走得很前沿了。但若我們回看自己的生活環境與空間，我們真的不得不承認香港仍然是被這些工業年代的「護法」籠罩著：若從第二波的角度看，我們大部分的工廠都遷移到大陸去，本土已經再沒有太多工廠（更沒有屬於「第一波」的農業生產）。香港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人口都是在後工業年代的產業裡（例如零售服務業），問題是真正帶有知識含量的創意工作卻只佔不到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中間有著巨大的落差，香港仍然是很大程度的「第二波城市」。

工業社會之掘起

《第三波》作者 Alvin Toffler 在討論第二波工業社會時，寫下了一章對工業社會的解構。今天我仍然認為這一章是經典。經典之處在哪呢？在於作者用一種系統觀來描述所謂的第二波工業社會是怎樣的。他認為工業生產的模式，很清晰地出現了 6 個環環相扣的現象。重點是，這 6 個現象並不獨立存在。它們都是互相依存，而且是互相強化的。這樣下來，便讓我們看到一個愈來愈鞏固的社會結構。

這是我認為 Toffler 最精彩之處﹕他看到一個複雜的社會結構，而且是能夠穿透所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這就是工業生產的模式，政治的主義成功與否，都是視乎它是否能配合工業生產中所強調的效率（efficiency）與競爭（competition）。當然，效率與競爭在任何世代都出現過，但從來沒有試過像20世紀所看到的景象那麼壯闊與殘酷﹕競爭已經從國家與國家之間，帶到民間的商業活動之中，以至後來進入到我們學習的課室裏。以前那種守望相助的農村生產模式不再管用，20世紀是創新的年代，也是民間出現競爭活動的年代。在這個年代崛起之始，出現了被稱為是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及提出自然界「物競天擇」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這兩名經濟學家與科學家，聯同整個年代的理性主義一同崛起，一起討論起「科學的方法」來。

科學所帶來的威力，毫無保留地展現在機械的運作原理上。有了科學上的支持，機器的威力日益擴展。什麼是機器？說到最後就是力的功率與放大。有了機器，便可以省力。力度的放大，再加上史密斯提出「分工（division of labour）」，使工業的生產力大大提升，工業因而開始懂得進入「大量生產」的模式。這個轉變非同小可。

當時商家們從經濟學原理中得出了「大量生產」對自己種種好處，當中包括成本的大幅下降、生產工藝的熟練度大幅提升、品質也因為大量生產而變得愈來愈穩定等等。一連串的好現象將商業活動推向一個新紀元。做工業的龐大利益前所未見。那時候商家們都只是顧自己的利益，工人卻愈來愈遭受嚴重的剝削，但史密斯認為只要商家們「安分守己」地追求自己利益，而且擴大對自己利益的追求，整個社會面貌便能得以改善。

《原富》或《資本論》 都關於效率

當然這種「個體私利導致整體增長」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其中一個不認同而後來有同樣重大影響力的人物就是馬克思（Karl Marx）。相對於史密斯所寫的《原富》，馬克思寫的是《資本論》，是反對資本家的剝削。但重點都是關於哪一種方法更能支撐因蒸氣機的出現而引發的機械生產模式，或我們所慣稱的工業生產模式。無論是哪一種主義，最後仍然是關於「效率」。不涉及政治的考量下，資本主義的基本主張就是競爭，共產主義主張合作。但他們都是關注如何利用空前的科學知識，有更大的生產力。說到最後，這是一個關於駕馭的問題。

Toffler 的功力在於看穿這些主義背後的共通性。這是他厲害之處，但他不讓自己停在那裏，他再進一步提出工業社會6個不同的面向，哪怕你是什麼主義都好，都得要乖乖的駕馭這6個面向，你方能在工業社會中呼風喚雨。但你又會問，我們明明是在討論未來，為何我們又會回到從前，討論起工業社會來？這正是 Toffler 跟大多數未來學家的分別，他認為如果我們沒有參照歷史的「浪潮（或波）」是如何演進的，我們將不會對未來的「第三波」有更深邃的見解。從很多方面來看，Toffler 的想法是非常紮實的。下回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