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我們談及日本的官僚,與國民有五花八門的創意大相徑庭。並認為日本雖然在外表上(尤其是在科技上)已經有很多第三波的特徵,但內核裡仍然是第二波工業社會的技術官僚體系。工業社會強調「標準-大量-同步-專技-集中-集權」,而這恰恰與日本人的文化基因是完美相配的。因此,就算是日本人談創新,他們都會按流程跑。按流程生產創意的好處是它的水平不會太差,但按流程的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產出一些「標準化」的東西出來,那就與「創意」的原意背馳。
雖然我們是在討論日本,其實我希望說的是我們整個世界。現今世界在科技上好像出現了很多很不一樣的工具,令我們可以對舊有傳統的工業生產模式提出種種的挑戰。例如在沒有客製化技術(如 3D 打印技術)出現之前,我們的生產都需要先製造一個模具,這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為了要沖淡這個成本,我們便得要老慮所謂的「每次開機就要印三千件」的這種「批量生產」思維。批量生產就是典型的第二波思維,起碼是「大量-同步-標準」的產物。但現在 3D 打印技術出現了,它將所謂的建模成本降至零。理論上你是可以客製一件貨品。這種生產規限上的釋放是驚人的。然而,我一直在爭議的是,技術已經到來了,我們的腦筋可有跟上嗎?然後我們發現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出現「思維範式」上的滯後。這與我們有一個龐大的工業化教育體系有關的。
世界知名的品管大師 W. Edwards Deming 曾說過我們的教育系統其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生產型工廠。我們都在同一時間讀同一年級,有著同一歲數的同學,然後共同讀同一本書,考同一個試。這是什麼?是「大量-同步-標準-集中」的表現。老師是權威,所以也是「集權」的表現者。越上高年級,我們便要分流,分文、理、商;然後到大學,再分那一個本科(物理、數學、文化還是法律),然後到研究院我們再在本科上分流。這是將「專技化」這種現象推向極至。
老師在學校裡,也像工人在流水線上一樣,只負責某一個工序,小學一年級的老師負責完一年級後,將「整批」學生移到學校生產線的下一個環節:二年級,有任何「次品」便得回到最初進行「翻工 (rework)」;二年級老師便在學年期間做同樣的事,然後傳到三年級去,如此傳到六年級。因為各有專注,各施其職,他們很少能夠看到最後產出的學生是怎樣的。到底一個六年級出來的學生,有多少是因為三年級的那位老師所影響呢?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老師並不負責整個學生的學習,老師只負責某一部份的「知識轉移」。這就是我們的教育體系運作方式。有趣的是,這種教育方式基本上是涵蓋全世界的已發展國家。模式上可能有一些小差異,但基本上我們的教育體系就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到過一個地方能聽到當地人對自己的教育制度是滿意的。一次也沒有。因此這可以說是一個全球化現象。但它的好處在哪裡?就正如日本,一個標準化的教育制度可以用一種低成本的方式,來幫助最多的人集體脫離文盲。讓國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讓大量的人口在同一時間高速地脫離文盲,學識一些字,對一個第二波的工業生產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需要一批又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勞工。這也說明我國有起碼七億農民,當中能入城打工的「農民工」只有兩億多,為什麼?因為工業生產仍需要有最基本的知識水平。完全目不識丁的農民是不能進入第二波社會的。
問題是,這個系統建立之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對於該地的人來說,這種教育便成為了一種負累。它只讓人標準化,但卻沒有孕育創意的能力。它將人格式化。它將人牢固在一個第二波的思維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