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香港的工業政策在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年代裏，同時在回歸後那種求穩不求大變的政治環境下，取信了哈佛的《香港優勢》，在工業的範式上什麼都沒有改變過。我們繼續金融、地產、通訊、物流、碼頭、貿易、旅遊、飲食，當然少不了的就是零售業、服務業的全力發展，結果我們整個香港今天基本上已經在產業鏈上完全脫離了製造業。
香港是一個已經沒有第一波農業生產包袱的地方。這是很多國家（尤其中國）夢寐以求的事。當香港取信了《香港優勢》的報告後，我們基本上連第二波的製造業都沒有了。因此，第一波的模式沒有了，第二波的模式也沒有了，我們很自然就進入了以「知識為本」的第三波經濟吧。
但事實是我們只能夠算是延續第二波的「後工業社會」，這種「後工業社會」一方面仍未進入第三波的世界裏，另一方面則愈來愈以服務業為主。但這又代表什麼呢？這代表香港愈來愈以「消費（consume something）」來創造繁榮的地方，而非以「製造（make something）」來創造價值的地方。消費傾向在地化（localized），製造傾向全球化（globalized）。香港人一方面變得愈來愈在地，另一方面不幸地也顯得愈來愈落伍。
或成病態性後現代社會
最新一期《彭博商業周刊》指出香港不缺發展創新科技的條件，基建、教育、法制、稅制、資訊自由，但在2013全球競爭力指標得分最低的是「創新」。從這方面看，縱使香港有東南亞最自由的資訊，有全球最快的寬頻網絡，有最多使用智能手機的市場密度，但我們仍然最缺乏創意。
香港現在處於「唔上唔落」的狀態。香港的勞動人口中，已有近九成在服務業工作；而當中，只有不超過三成的勞動人口是活躍於創意、知識相關的行業中。最近城中輸入外地低技術勞工的數字引起不少爭議，其中最令人難堪的是，從《彭博商業周刊》所示，香港並不是沒有走上第三波的條件，而是有一批想要進入第三波的人沒法在這片土地找到能讓他們發揮的去處。同時香港擁有一批中產精英，他們本應可帶領整個社會進入第三波經濟大幹一番，但為什麼這個第三波經濟的算盤就是打不響呢？
若然一個地方需要孕育創意，能讓當地人擁有多元文化、多元商業模式都是很重要的，那很自然就需要能讓這種多元性產生的政治制度，以及能鼓吹多元文化的社會氛圍。香港擁有各種各樣「消費型」的科技，背後支撐的偏偏不是有助將社會推向第三波的思維，反而是來自第二波思維式的地產霸權思維。即是說，所有表面有利邁向第三波的條件，其實都是來自一套過時的工業生產式「集權－集中－標準」的單一商業邏輯。那只會導致社會系統的內部不一致，肯定不會成功。
爭取民主、要求（具認受性）普選不會也不能解決一時三刻的民生問題，但長遠來說是重要的發展。從這角度出發，我們應能理解為何一眾中產精英都要站出來「佔領中環」。那是必要之痛。
不妨想想20年前的台灣與韓國，每一天都在示威、多次在議會上打架。但20年後的今天，這兩個地方已是亞洲最強的地方。若香港繼續找不到一條具認受性的出路，香港將有20年陷入「病態性的後現代（post-modern）社會」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