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工業社會的元素,除了上次提及的大量化(massification)、標準化(standardisation)、專技化(specialization)之外,還有同步化(synchronization)、集中化(concentration)、集權化(centralisation)。這六「化」成為了工業年代的核心思維,也可能是《第三波》作者Alvin Toffler最重要的概念,他就是利用這扇窗,看得比任何未來學家都清晰﹕工業生產,以至思考模式都穿透着我們的生活每一個角落(哪怕你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極權還是民主)。
同步行動便會集中起來
延續上次談及的三「化」,且讓我們再了解何謂「同步化」。在工業社會中,若要追求效率,就得要做到「大量化」。大量化要求將「分工」概念推到另一個境界,那麼每個人都能做到「標準化」。同時,「同步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令到大量化得以發生。同步,就是你與我一起同時起步,同時結束。我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午飯、一起看電影、一起入馬場。在生產線上,同步化的概念才是最重要,我們一起同一個步伐生產同一批量的產品出來。因為這種同步,等待大家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便可以有「大量」的顧客:同一批人大量地、同步地進食午飯,飯店才能大量地準備午餐。在工業的年代,父親與母親一同出門上班,孩子便「同步地」到學校去,一起讀同一本課本、與所有 6歲的小孩上一年級的同一中文課。
工業社會的同步與大量,也很自然的使「集中化」出現。大量的孩子在父母上班的時候,「集中」在一個地方叫學校,工人們便集中到一個地方上班,在街上犯案的罪犯便被抓到一個集中罪犯的地方,叫做監獄。由於這種集中的力量,很自然的人們便留意到當一群共同利益的人走在一起的時候,便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機構(institutions)與結社的力量就是一種集中化的表現。工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工會、金錢聚在一起造就了銀行、知識集合在某一堆人的手上等等。我們很自然地又可以留意到由「集中」變成「集權」的脈胳。
集權化——絕對的控制權
「集權化」就是權力歸一起來有一種不對等的影響力。但這一次權力的集中不是在一個人(即皇帝)身上,而是在機構身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工業年代也是機構化的年代。這些組織、機構有絕對的話語權。醫生就是對病理知識的壟斷、警察就是使用暴力的壟斷、報館就是對新聞消息的壟斷。這些都是集權化的例子。
在過去 100年的時間裏,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例子真的是俯拾皆是。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假如工業社會是一套軟件,這六大護法基本上就好像是它的源代碼(source code)一樣。
以香港為例,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後工業年代」,但非常可惜的是,自從回歸之後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卻要回到「集權式」的管治。這是一種系統性的矛盾,第二波的集權模式,是沒有可能敵得過第三波的「滲透式」通訊科技。中間所產生的張力是可想而知的。
社會仍偏向用問題解決問題
我記得當年在讀到《第三波》的時候(那一年我只有17歲),我的頭腦好像被炸開一樣﹕我們的社會原來就是被這6個代碼所寫成的。當然,就如 Nate Silver 所說,這個世界是滿佈噪音,哪會那麼剛好什麼都是這六大護法所編出來。但若然我們要找尋一種「大概地對」的規律的話,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後設系統(meta-system)。
前面所提及的,工業社會影響我們的,除了是生產的模式之外,其實更重要、更深遠的是那種思考模式﹕工業思考模式。或可以這樣說,今天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容許各種各樣的獨特性發生,不再是某種歸一的標準,但我們的思考模式仍然落後,我們很多時候,仍然是用工業年代思維企圖解決社會日益複雜的問題。然而,愛因斯坦的名句是﹕我們不可能用產生問題的思考模式來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跳上另一個層次才可看到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