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勢索引 與 未來研究

工業社會六大護法陰魂不散

未來學家 Alvin Toffler 在其經典著作中提到工業社會大約可以用一種後設的系統觀來思考整個工業社會，那就是「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或我所謂的工業社會六大護法。同時，當我們看到這個結構時，我們不難發現它們是互相依存的（interdependent）。一個「大量化」是受到其餘的「五化」來保護。因此工業社會也是堅如一座堡壘，是難以打破的。這也可以套用科學歷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所謂的「範式（Paradigm）」﹕工業社會的六大護法統領了一整個年代，在這個年代裏，某一組織、機構或國家，只要堅守這六大法則，並將之推演到極致，那就可以從中得到龐大的利益。

很多地方未走向第三波

也許你會認為，工業社會的東西，都是舊東西，有什麼特別與好奇呢？我們是不是應該探討一下未來是什麼模式，而不是在這裏談什麼四五十年前的工業生產模式呢？你可能是對的。但問題是當我們討論第二、第三波的轉型時，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在談論哪個地區。香港？日本？台灣？還是中國？然後你便會發現，很多地方仍然未踏上第三波之路（包括香港）。了解這些不同的第二、第三波分佈，將對我們了解世界，以至想像世界未來的走向有很重要的啓示。

例如新加坡，若現在用第三波的概念來思考，它基本上是沒有第一波的農業生產。這點很重要，因為它沒有改變的包袱，沒有一堆農民在拖它發展的後腿。第二點可能是更重要﹕新加坡有李光耀。李光耀很清楚知道以新加坡這個較香港還要細小的彈丸之地，什麼資源都沒有，什麼靠山也欠奉，要在芸芸亞洲眾國中生存下去，一定是往知識型社會進發，那即是說他們要趕快的跳上第三波知識型經濟的列車上。要發展知識型社會，方向只得一個﹕提升人的知識水平。 要發展需先提升知識水平 說到提升，其中一個就是提升政府的學習能力。

在 20年之前，美國麻省理工的管理學大師 Peter Senge 寫了一本管理學經典《第五項修練》，討論的就是如何令一家企業擁有持續的創新能力，當中創新力是來自企業的學習力。這本書是關於如何建構一個「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它所指的學習不是一般的培訓，而是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how to learn）的能力。這本書迅即席捲全球企業，以至國家都爭相學習。此書在 1994 年被台灣翻譯，其後的 5 年在台灣成為一本非常難得的翻譯暢銷書（賣出超過 50 萬本，以管理類別的翻譯著作來說是天文數字）。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兩岸三地都高呼要成為學習型政府或學習型國家。

推動「如何學習」 三地高下立見

三地之中，以香港政府最被動，在推動學習「如何學習」的這個重要事情上，香港政府幾乎什麼都沒有做過。台灣政府方面，則搞很多「動作」，很多活動，但就是不願意出錢。用的完全是本土式的土炮煉鋼方法，用本土的方法來推動政府與企業的學習，這樣做當然效果不彰。只有新加坡政府，早在10多年前重金邀請了整個麻省理工團隊到新加坡的政府部門逐一培訓，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這背後有的就是決心與遠見。 這些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香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全球的第一，經濟活力到最自由城市等等都是全球第一，新加坡總是緊隨其後。但現在，形勢已經很不同，位置對調了。當香港要為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居住與消費而買單的同時，新加坡已經用了很多優厚的條件，吸引大量國外精英到新加坡，幫忙推動他們趕快步上第三波的路上去。

滯後的工業生產思維模式

構成工業社會的元素，除了上次提及的大量化（massification）、標準化（standardisation）、專技化（specialization）之外，還有同步化（synchronization）、集中化（concentration）、集權化（centralisation）。這六「化」成為了工業年代的核心思維，也可能是《第三波》作者Alvin Toffler最重要的概念，他就是利用這扇窗，看得比任何未來學家都清晰﹕工業生產，以至思考模式都穿透着我們的生活每一個角落（哪怕你是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極權還是民主）。

同步行動便會集中起來

延續上次談及的三「化」，且讓我們再了解何謂「同步化」。在工業社會中，若要追求效率，就得要做到「大量化」。大量化要求將「分工」概念推到另一個境界，那麼每個人都能做到「標準化」。同時，「同步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令到大量化得以發生。同步，就是你與我一起同時起步，同時結束。我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午飯、一起看電影、一起入馬場。在生產線上，同步化的概念才是最重要，我們一起同一個步伐生產同一批量的產品出來。因為這種同步，等待大家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我們便可以有「大量」的顧客：同一批人大量地、同步地進食午飯，飯店才能大量地準備午餐。在工業的年代，父親與母親一同出門上班，孩子便「同步地」到學校去，一起讀同一本課本、與所有 6歲的小孩上一年級的同一中文課。

工業社會的同步與大量，也很自然的使「集中化」出現。大量的孩子在父母上班的時候，「集中」在一個地方叫學校，工人們便集中到一個地方上班，在街上犯案的罪犯便被抓到一個集中罪犯的地方，叫做監獄。由於這種集中的力量，很自然的人們便留意到當一群共同利益的人走在一起的時候，便可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機構（institutions）與結社的力量就是一種集中化的表現。工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工會、金錢聚在一起造就了銀行、知識集合在某一堆人的手上等等。我們很自然地又可以留意到由「集中」變成「集權」的脈胳。

集權化——絕對的控制權

「集權化」就是權力歸一起來有一種不對等的影響力。但這一次權力的集中不是在一個人（即皇帝）身上，而是在機構身上。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工業年代也是機構化的年代。這些組織、機構有絕對的話語權。醫生就是對病理知識的壟斷、警察就是使用暴力的壟斷、報館就是對新聞消息的壟斷。這些都是集權化的例子。

在過去 100年的時間裏，在社會上所發生的「大量—同步—標準—集中—專技—集權」例子真的是俯拾皆是。然後我們就會發現，假如工業社會是一套軟件，這六大護法基本上就好像是它的源代碼（source code）一樣。

以香港為例，香港整體社會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後工業年代」，但非常可惜的是，自從回歸之後在政治或意識形態上卻要回到「集權式」的管治。這是一種系統性的矛盾，第二波的集權模式，是沒有可能敵得過第三波的「滲透式」通訊科技。中間所產生的張力是可想而知的。

社會仍偏向用問題解決問題

我記得當年在讀到《第三波》的時候（那一年我只有17歲），我的頭腦好像被炸開一樣﹕我們的社會原來就是被這6個代碼所寫成的。當然，就如 Nate Silver 所說，這個世界是滿佈噪音，哪會那麼剛好什麼都是這六大護法所編出來。但若然我們要找尋一種「大概地對」的規律的話，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後設系統（meta-system）。

前面所提及的，工業社會影響我們的，除了是生產的模式之外，其實更重要、更深遠的是那種思考模式﹕工業思考模式。或可以這樣說，今天的科技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經容許各種各樣的獨特性發生，不再是某種歸一的標準，但我們的思考模式仍然落後，我們很多時候，仍然是用工業年代思維企圖解決社會日益複雜的問題。然而，愛因斯坦的名句是﹕我們不可能用產生問題的思考模式來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跳上另一個層次才可看到解決之道。

工業社會的六大護法

Alvin Toffler 的經典名著《第三波》（在國內譯做《第三次浪潮》）中的其中一章，是關於工業社會的「終章」，這一篇是全書最重要的一章，因為作者列出了六個對工業社會很重要的元素：大量化 (massification)、標準化 (standardisation)、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專技化 (specialization)、集中化 (concentration)、集權化 (centralisation)。就是這六「化」，清楚地界定了什麼是工業社會世代的思維，這就是統領了一個年代的範式 (paradigm)。雖說是「終章」，但我相信只侷限在某些已發展國家而已。看到這個我稱之為「六大護法」的東西，便可以明白為何日本用了廿五之久仍未能從低谷中復穌過來：日本可能是全球最懂這六大護法的民族，也因此而帶有太多的既得利益。同樣在香港，你仍然可以見到這種工業年代的思想仍然是陰魂不散。

且讓我簡單的說明每一個護法的功用。「大量化」就是追求量產，或所謂的大批量 (big batch) 生產，大量化有很多好處，其中之一就是可以將成本降到很低。因此大量化同時他代表着賺取暴利的空間。因此最方便的就是大家消費同一種產品、同一種款色、同一種顏色、同一種教育、看同一個電視台（因此我們稱這個是「大眾傳媒」的年代）。在大量化的追求下，便不得不同時進行另一個偉大的工程，那就是「標準化」。當生產同一款產品，而且為數如此龐大時，你不能就讓它的品質如此的參差不齊。因此我們便建立起各式各樣的標準：生產作業流程、動作的標準、進行同一種測試。因此在工業年代並不歡迎標奇立異，因為這樣會違反標準，增加管理上的成本。由此可見，「大量化」與「標準化」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工業年代巨人 Henry Ford 說過你可以選不同顏色的汽車，只是它是黑色就可以了(as long as it is black)！這是一百年前的經典名句。Ford 不能只製造汽車，更發明了工業年代的重要工具：輸送帶，讓工人可以做着同一套動作，完美地展現了阿當．史密斯 (Adam Smith)的分工化生產。就此也產生了另一個護法：專技化。「專技化」是指一個人專注地做某一樣事情，在以前可能就是管好同一套動作。當然在那個年代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術可言，需要的只是身體的某一部分而已。因此在這類工業化的工廠中，需要的不是一個完整的人。難怪有一些主管說，他的下屬中有一些智力有問題的員工但卻非常勤奮，若真的要裁員的話，他們會是該主管最後才會裁減的員工。這說明一個擁有健全智力的人並不適合在機械式的工廠生產環境中生存。

其後，社會不斷的發展，大約在 1956 那一年，美國就業人口中的白領人口首次超過了藍領工人的人口數字。不要以為這就代表當時便告進入「第三波」的社會，那只不過是進入「後工業年代」的訊號。我們可以在「專技化」上看到，雖然白領工人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的文明走出了工廠，但那時候我們仍然是以工作的性質來界定我們是誰：我是會計師、你是特殊教育的老師、他是腦科醫生。我們在大學 (University)本應是追求一種通才的通識教育，結果我們卻越走越專門：學生們可能要花其一生的時間研究人類細胞死亡過程中的某一個非常獨特的反應機制。

我們的社會，可能在科技上已經走得很前沿了。但若我們回看自己的生活環境與空間，我們真的不得不承認香港仍然是被這些工業年代的「護法」籠罩著：若從第二波的角度看，我們大部分的工廠都遷移到大陸去，本土已經再沒有太多工廠（更沒有屬於「第一波」的農業生產）。香港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人口都是在後工業年代的產業裡（例如零售服務業），問題是真正帶有知識含量的創意工作卻只佔不到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中間有著巨大的落差，香港仍然是很大程度的「第二波城市」。

談科技不等於談未來

未來學家 Alvin Toffler 在他 1980 年代的巨著《第三波》提到當時尚未出現的未來，他認為這必然是與知識與科技密不可分的未來。他也認為獲得資訊的自由度增加之後，人類的改變速度會愈來愈快。惟他當時仍未有提出互聯網的出現，但那只不過是細節而已。說到科技，確實有不少科技方面的評論家。他們會談網上購物的趨勢，他們會談電子書如何取代實體書，他們會談人工智能的未來，他們也會談大數據對人類的影響。毫無疑問，科技是統領著我們這個年代。但我們必須區分科技評論家並不等於是「第三波」的未來學家。在這方面，你不得不認識 Kevin Kelly。

Kevin Kelly ——「第三波」的代言人

Kevin Kelly（很多人都稱他為KK）是美國Wired雜誌的創辦總編（Wired 是所有研究未來趨勢的人士必讀的雜誌），他可算是未來學家，但他其實更像科幻小說大師。他早在 1995 年寫下他個人第一本著作《失控》（Out of Control），那是一本關於複雜、網絡的有機性，一種無組織乃至自組織的網絡世界（self-organizing network）如何推進社會的演化，使之愈來愈像一個有機生命體，是一本極有野心的著作。這本書為他贏得一批 cyber 粉絲（包括筆者），但畢竟這書的內容不單止科幻、好玩，也同時要求讀者有大量科學知識作背景，所以這部著作跟大眾的距離也較遠。但很多人已經開始共識﹕KK說話，我們都要洗耳恭聽。

KK 之後的 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我會認為是自 Toffler 的《第三波》後第一本充分描述何謂「第三波」的著作。當我讀到此書，猶如獲得至寶，因為作者提出一系列由網絡效應所引發的新規則。這一本雖然是 1999 年的著作，但就如 Toffler 的著作一樣，寫於 40 年前的《未來的震撼》（The Future Shock），今天翻來讀，恍如是寫在今天一樣。KK 的 New Rules 確有這種力量。我於 2000 年有幸訪問 Alvin Toffler 時，他認為 KK 的著作寫得很棒。

15年前著作 讀來如今天寫

我很喜歡 KK，並相信他就是 Toffler 口中所說的「第三波」代言人。由此可知，他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怎樣級數的未來學家。但若與 Toffler 相比較，我仍然認為 Toffler 在 40 年前寫下的著作較為震撼。背後的原因是 KK 如何厲害地補充了第三波世界的規則，他的專注仍然相對集中在科技的面向上。就如以討論人口學作為他的指導模型的Harry Dent，Dent從人口學（可能是更狹隘一點的以「嬰兒潮世代」來看世界）出發，而非由一個更具涵蓋性的大現象開始。

 要精準預測還是模糊地對？

也許我們也該總結一下過去數月我們提出有關預測與未來研究的討論。第一，在討論未來研究的過程中，我們要留意自己是不是在做「預測」。若你要求做到「精準預測」，那你需要學習 Nate Silver 的「狐狸式」的機率思考方法（be foxy）。但若你現在求的是一個發展方向，而希望能「準確」一些的話，那就得要接受「模糊地對」的這種條件，卻仍可以找到一些很有啓發性的方向，這就是 Harry Dent，Kevin Kelly 與 Alvin Toffler 等大師可以給予你的。至於我認為最超群的 Toffler，到底他提出了什麼，讓人覺得他在這群未來學家中仍有如此「神級」的地位呢？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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