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提到 Alvin Toffler 提出的「三次浪潮(three waves)」的想法,作為我們對未來想像的框架的重要性。Toffler 厲害之處是從人類繁雜的歷史中,選擇從「生產模式」入手,即創造產品與服務的生產力。他留意到,若從生產模式入手,我們可以看到有 3 個極具區別性的轉型﹕分別是農業生產、工業生產,以及後期的知識生產。他在 1980 年出版《第三波》之前,便已經留意到當時的社會正從一個以機械、機器、大量化,以至標準化的生產模式,進入到另一個新的年代。
不要說當時仍沒有互聯網,連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也只不過是一種剛起步的「發燒友玩意」,因此 Toffler 只能從種種社會現象中推演出下一波的生產模式必然是以應用知識或運用資訊的方式來生產。他並不精確地知道這個未來會怎樣,但他仍賦予這個未來一個標籤,稱之為「第三波」。對於這樣的未來,Toffler 也只能夠做到我所指的「模糊地對」,今天看來,他的「模糊地對」結果是一致地被認為是頗「準確」的。但若這些大未來學家可以如此高瞻遠矚,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他們不嘗試再精確一點呢?
喜愛細節卻增加錯誤可能
這讓我想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的一個實驗。他設計了一個虛擬的角色,且稱之為 A 女士,並給予他的受試者看以下資料﹕「A 是個 31歲、未婚、有話直說的聰明女性。她主修哲學,在學生時代非常關心歧視和社會公義的問題,也參與過反核遊行。」
現在 Kahneman 給予受試者一張清單,並要求他們將最有可能角色,依機率排列。整個實驗中最關鍵的是清單中的其中兩項為「A是銀行出納員」、另一項為「A 是銀行出納員,同時也是活躍的女權主義運動者」。結果有近 90% 的美國一級大學生選擇了第二項。這與 A 的身分描述較吻合,從表徵的層面看是非常合理的,但同時也是錯得離譜的。問題出在哪裏?就是出在第二項是一條「及(and)」的命題﹕她是出納員及女權主義運動者。兩者出現的機率,在邏輯上是必然會少於單一個出現的機會。這裏的重點是雖然「活躍的女權主義者」更符合我們上面的描述,但當我們為一個情景加添了細節(無論這些細節是多吸引)的時候,我們也同時在降低這個情景出現的機率。
研究未來的取態
做預測我們都希望要準確,同時我們也要求有更多的描述。但這兩個要求基本上是對著幹的,但就如以上所說,就是全世界最頂級的大學生,也有近九成會忽略這種基本邏輯。因此,我們的社會便不得不出現很多「精確地錯」的專家。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怪罪於他們,因為他們也是為了迎合聽眾、傳媒的要求,才不斷在公眾面前出醜。但也不打緊,人類的記憶都是短暫的(而且是充滿謬誤的),所以我們很快便會忘記這些人曾經錯過多少次,重點是他們能夠說出類似「活躍的女權主義者」這類「精準」的言論,總是比「模糊地對」的那種泛泛而談來得吸引。也正因如此,我們一直不能認真的了解未來。原來想要嚴肅的認識未來,並不是盲目的、按從自己的偏見和喜惡而信口開河,也不是愈精確愈好。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框架(frames)。掌握了如 Toffler 這類「第三波」的大框架後,我們不妨用「狐狸」的思維方式,小心的推敲,用機率的方式來區分信息與噪音。那樣,我們反而能夠在「模糊地對」的前提下,比其他人來得更精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