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念評論‧陳穎堅

評《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of th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最近在經濟學，發生了一件大事。這件大事不單只影響經濟理論，而且也影響著政治與政策。這件大事是有一名法國學者去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廿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wenty-first Century)，並於今年被翻譯做英文，由哈佛出版社出版。哈佛出版社是一家歷史悠久，以出版專業學術著作主的出版社。找簡單來說，哈佛出版社的著作多是「催睡」的著作。可以想像這些書的銷路可以好得那裡去。

但這本《廿一世紀資本論》很特別。它在一瞬間成為了亞馬遜網上書店的榜首暢銷書，而且到現時為止我也只能買到它的 Kindle 電子版書，實體書一直缺貨。據說，此書的銷量超過了哈佛出版社多年來總銷量！但那還不是最猛的。這本書甫一出版，便被學術界及傳媒著了魔地不斷評論。從評論本身來看這本書無疑是一本爭議性非常大的巨著。有的，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及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明 (Paul Krugman)，多次高調讚揚此書（對克魯明來說這是非常罕見的），認為它可能是未來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巨著，不少著名的學者同意此說。也有的認為此書的書名是用「資本論」來命名，所以它有一種與馬克思在百多年前的巨著《資本論》(Capital)的借屍還魂之作，不少傳媒與學者指它為重提馬克思、暗示社會主義道路的著作，展開大肆評擊。

但無論如何，你將不能忽視這本書。《金融市報》的專欄作者 Robert Shrimsley 打趣說，政界與學術界中人現在與人碰面時，都有一種無形的壓力要討論《廿一世紀資本論》，在這種氛圍下難怪此書會成為榜首暢銷書！但這本「巨著」其實是在說什麼呢？

從歷史資料中找答案

現年四十三歲的法國年青學者 Thomas Piketty 提出一種論調，他從過去三百多年的歷史數據中，查證出當一個地方的資本（或財富）回報率高於勞動新酬的回報率時，便會出現社會資本分配不均的現象，造成日益累積的不對等不公平現象，令貧富懸殊的問題更嚴重，而且也將會嚴重地威脅著民主社會的健康發展。

但提出現今資本主義的問題也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早在十年前，其實已經有一些學者或評論家對「全球一體化」或物質主導的資本主義提出反思。當然這些反思沒有太多人會理會。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體系爆發一輪「大到不能倒」的危機後，禍害到很多平民百姓，這個時候真的出現了一浪又一浪的批判。因此彼此開始有一個概念，資本主義真的不能再服務今天的社會發展了。無奈的是，去年是金融風暴五周年，傳媒普遍認為，金融界的斂財行徑不單只絲毫未改，而且有日益嚴重之勢。

更有說服力的重量級炸彈

但《廿一世紀資本論》這本著作所帶來的衝擊，是它挾著一堆有力的實證資料，嚴謹地提出社會不公平的問題，背後的罪魁禍首就是無度的資本主義。而且這將可能改變政治政策的基調。因為一直以來，政治都非常關注社會資源分配不公這個問題。但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派一直認為最少限度干預經濟活動，讓其無形之手自由地發展，那麼經濟發展起來，人人有工開、有飯食，社會將會一片榮景。在自由主義眼中，資本主義是一個解。但在 Piketty 眼中，資本主義是問題的一部份，而且是重要的一部份。

這樣說來，就等於說自由資本主義跳票了！在過去一個世紀裡，自由資本主意主張不作任何干預，透過更多投資，可以創造更多職位、工作，整個社會便自然地分配財富，貧富懸殊便會慢慢減少。但 Piketty 發現實際上並非這樣。他留意到，在一段漫長的時間後，財富會越來越累積到富人手裡，而貧窮的一方則越來越失去階級移動的機會，永遠在資源稀缺的地方打滾。

自由資本主義跳票了！

Piketty 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從大歷史中找尋線索，而非現今一般的經濟學者喜歡與數學模型打交道。他與一批學者從法國（那裡擁有非常齊備的歷史數據），以及廿多個地區的三百年資料來作出分析，發現一個地方的資本增長，在一個相對緩慢的經濟增長裡，會超越一個地方因打工而獲得的回報。這正正是大部份已發展國家要面對的問題。

Piketty 認為一般的經濟學家沒有放足夠的心力研究這種資本累積的現象上，他發現這些增長上的數字差異可能很少（例如只有 0.3%），但經過很長時間後，所帶來的複息增長效應，便會產生一種龐大的差異。而在這個過程中，財富慢慢累積在一群富人手裡，而且最富有的一群人會將這些財富留給下一代，為他們的下一代創造更有利的累積財富的條件。而現時發現，最富有的10%的人，便擁有超過50%的所有人總加起來的財富，而最富有的 1%，竟然可以佔去 18% 的財富！那實在太誇張了。

超級 CEO 之惡

Piketty 其中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是針對大企業的「超級 CEO」的袍金作為一個代表性現象，發現他們的收入帶有大量的股票、認股權、利息收入，而這些收入的增長，又會遠較一個打工仔的人工收入的增長要高得多。結果這些人便是那最富有的 1% 了。（就以蘋果的 CEO Tim Cook 為例，在 2011 年，他的年薪入息是蘋果員工平均年薪的六千二百倍！）

有七百多頁的《廿一世紀資本論》雖然不易讀，但卻是一本很出色的經濟著作。行文與邏輯非常通順，加上作者並非用抽象的數學模型，而是用歷史數據來說話，只要稍加專注，這本書並不是想像中那麼深奧。《廿一世紀資本論》與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寫的《資本論》可謂同出一徹，都是批判資本家，Piketty 甚至認為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已經危害到一個民主社會的公平、平等與正義。若政府不及時做一些事，這個問題將會繼續惡化。

極具爭議性的全球財產累進稅

Piketty 年青有為，野心也大，因此，他並不滿足於分析現況，他也提出改善這個問題的方案。這也是這本《廿一世紀資本論》最令人爭議的一部分。作者提出政府要向富有的人收取一種「全球性的財富累進稅 (progressive tax)」，甚至向最富有的一群收取高達 80% 的財富稅！我實在無能力評論這種建議是否可行。但我肯定這會引起龐大的阻力。

反思香港的地產霸權

這樣說來，現在香港人手拿著這本《廿一世紀資本論》，便有籌碼與政府探討地產霸權在香港造成財富嚴重不均的現象了。而且回過頭來看，當年鄧小平指出要發展中國就是要「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這個說法，在 Piketty 的理論裡，當經濟仍在全速發展時，其經濟增長以及人口增長所創造的收入增長，是高於資本財富的增長；這樣的環境下，社會的財富是可以往更多人分配，是可取之道。但現在當經濟增長已經慢下來，而且勞動人口的增長也慢下來時，這一句「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肯定不再合時宜了。

《廿一世紀資本論》的實體書太好賣了，所以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在香港上市。同時我深信台灣與國內的出版社已經全速地將這本書翻出來。毫無疑問，這是一本值得我們注意的大作，那怕你懂不懂經濟學。作為一個知識份子，這本書肯定走不了。

 

從「平凡的邪惡」中醒來：悼念管理大師 Chris Argyris

相信有不少對管理學有所涉獵的讀者，必定聽過或看過 Peter Drucker 及 Stephen Covey 的著作。Peter Drucker 是管理學的泰斗，提出目標管理(MBO)和知識工作者等概念；Stephen Covey則有一套《與成功有約》(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獨步管理界，所有大企業都做過這套培訓，絕對是賺番的那種。但如此成功的管理學巨擘都曾被同一位能看透人類活動「不能行動性」的學者 Chris Argyris 單挑過。

Argyris 說這些書雖然看得令人興奮，但若用嚴謹的「行動邏輯」為這些學說拆骨，都會看到這些理論都是「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不單是這樣，Argyris 指出其實問題比想像中更糟透，因為應用這些不能行動的理論的後果，是會令到企業的問題變得愈來愈無跡可尋(untracable)，從而變成一種抗拒改變的「金剛不壞體」，或用 Argyris 自己的語言就是「組織防衛機制 (organizational defensive mechanism)」。

鮮為人知的響噹噹人物
2013年11月16日，這位偉大的管理學大師 Chris Argyris (內地翻譯為阿吉里斯)以九十歲的高齡與世長辭。他在哈佛大學期間被稱為「學習型組織之父」，在行內他的名字響噹噹，但在外間並沒有如 Peter Drucker 或品質管理之父 Edward W. Deming 等為人熟知，但我幾乎肯定，他的貢獻都超過這些大師，同時也對人類文明有很大的意義。
打從 1970 年代開始，Argyris 與另一位合作伙伴 Donald Schon 共著了他們的成名作《Theory in Practice》，副題是「如何增加專業工作者之有效性」。其意思是，專業工作者很多時候並不知道自己身上帶著一種由社會環境感染得來的隱性「病毒」，讓他們的有效性不單不能全面發揮，而且更會將責任推諉到他人身上，認為其他人需要為他的表現欠佳負上責任。Argyris 與 Schon 皆認為，這是一種社會的機制有系統地讓我們「看不見」自己的問題。而 Argyris 後期再寫了一本《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Defenses》(中譯本為《克服組織防衛》)專注討論這個問題在組織上的後果，也是他其中一本最容易閱讀的著作。

我們都是控制狂
Argyris 厲害之處就是他能一手炒起這個社會最深層的問題：我們都是控制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我們的社會環境讓我們都成為了「單向控制」的中流砥柱。你休想認為自己不屬此類，因為基本上是無人能倖免的！這是一種社會的基因，讓我們容易與人產生矛盾，引起衝突，拒絕反思。奈何 Argyris 自己也有一些條件限制，令他自己的作品不能普及：他是一位糟透的作者。
但正所謂強將門下沒弱兵。幸好他有一批又一批的好學生替他做不同程度的演繹，令他的著作由無比艱深變得易懂。幫助 Argyris 最多的作者，要算是《第五項修煉》的 Peter Senge 了。他這本被《哈佛商業評論》評為廿世紀最重要的管理經典，是關於如何建構企業成為「學習型組織」。Senge 幾乎是將 Argyris 的理念放到這本書的最中心位置。《第五項修煉》全球熱賣，在台灣與內地都紅極一時，很自然便引起很多人從這本著作中開始注意 Argyris 的學說，筆者就是其中一位了。

但當 Argyris 的學說是關於組織管理，他卻與 Schon 開發了一套「相向學習模式(mutual learning model)」，用以破解組織防衛。而這套模式其實是一套溝通上的技巧(但它又不僅僅是一套溝通技巧！)。而這一套技巧，被當時哈佛大學裡的「哈佛談判小組 (Harvard Negotiation Group)」借用了，成為了他們在與人談判時的核心技巧。因此我也可以說 Argyris 的學說也幫助了世界各地排解糾紛。哈佛談判小組旗下的三位成員，合力寫成的一本《Difficult Conversations》(內地譯為《高難度談話》)，就是另一本將 Argyris 的核心理論方法用一種非常平易近人的方式來傳達。由於 Argyris 對他的學生的訓練是要求他們的建議要有高度的行動價值。因此《Difficult Conversations》的可用性是非常高，極受讀者歡迎，再版又再版後，最近出了一個十周年更新版。
 

佔中：對抗「平凡的邪惡」
以上談及的著作雖然暢銷，但仍未能呈現 Argyris 理論之全面貌。若要說到他最核心的想法，卻可以在政治哲學家鄂蘭 (Hannah Arendt) 寫的名著《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中譯書名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判紀實》，是到2013年來被翻出來。)中找到。鄂蘭分析了人性「空洞而沒有思考的平庸」如何成為歷史災難中製造罪惡的媒介，這就是她提出的「平凡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所謂的「平凡」是指它的毫不起眼。Adolf Eichmann 是在二次大戰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德國納粹分子，1962年被以色列法庭以戰犯罪名處死。在鄂蘭看來，被世人視為冷血殺手的 Eichmann 並不是甚麼十惡不赦的魔頭，他不過是個普通、平凡、和你我長相差無幾的人。他之所以簽下屠殺猶太人的命令，是出自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動機：服從。他之所以犯下彌天大罪，是因為他根本「不思考」，他只是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

當你以為這些理念性的東西很遙遠，但其實近在眼前就有一個空前的例子：佔領中環。「佔中」所提出的，其實就是用一種具震盪力的方法，一方面期望能震醒香港人的那種順從、麻木和不思考，另一方面「佔中」的程序上，卻與 Argyris 的雙向學習模式有頗多的相似性。「佔中」是一個公開而透明的程序來對質不對等的權力，同時它也主張溝通。它旨在說明，如果具權力的一方繼續這種取巧的方式來設立所謂「普選」的定義時，佔中就會採取一系列「事先聲明」的步驟。而「佔中」的主張並不是真的「佔中」，而是以此作為手段換取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的空間。「佔中」其實是一個具對質性的「邀請」。只可惜，這種精神卻不容易被人理解。就正如當年鄂蘭提出她的觀點後，馬上受到多方攻擊(尤其是猶太人)，認為她沒有血性、沒有良知地為一名魔鬼開脫。但其實鄂蘭是一名既勇敢且敏感的知識分子。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 Argyris 的精神是「組織正義」，但這一點卻不是很多人能夠明白的。他有一名學生，是著名的企業顧問 Peter Block。Block 利用 Argyris 的手則寫下了一本《Flawless Consulting》廣被認為的「顧問界聖經」。我是顧問，我當然熟知此書。我也曾在多家半公營的顧問機構中，見到幾乎每人案上都有一本，但我敢打賭，能明白其中的精神的人沒有幾個。
Argyris 已仙逝，但他的精神會長存的，在此作為對此偉人的悼念，R.I.P。

Give & Take

實在很喜歡這本《Give & Take》，評書的工作做了很多年，多少都會嗅到哪本書是會大賣的。《Give & Take》就是那種我願意押注的暢銷書。大賣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本書是企圖化解我們從幼稚園開始就被教導要成為一個「好人」，以及我們在世途中成長時領悟到「我不能太好人」的終極掙扎。人的成長往往被這種張力所包圍著：我要做一個好人？還是要做一個懂得「保護自己」的人？我要捨己為人，還是怕有一日「好人早死」？人，尤其是香港人，到最後只能用一種冰冷麻木的外表，來壓抑內心那種想要利他的熱血嗎？

《Give & Take》 的作者Adam Grant的這本著作跟我們說，我們根本就不需要理會這種掙扎。因為，作者透過很多科學化的心理學研究，得出很多結論支持「做好人，有好報」的結果。這不再只是一廂情願的作法，而是有科學的根據支持我們這樣做。如果你本身就是那種喜歡向身邊的人提出援手、樂於助人的那種人，那這本書的基本訊息就是：請放膽去吧！

作者本身是相當年輕有為的教授，不到三十歲已經是一名教授級學者。他在著名的 Wharton 商管學院被選為最受歡迎教師。但他卻說若然在課堂上他只顧揚耀自己的才華，在課堂期間無論他的教學是多麼的有用，聽眾卻傾向「不喜歡他」，便會增加他們想要刁難自己的機會。相反，當他在人群中以一種謙虛、禮誠的態度，其至在學生要前「暴露」一下自己的缺點(重點是你仍然需要讓學員覺得你是一名實力派)，學生會更喜歡他。以上是來自作者的其中一章，提出非靠震懾、口才、或威武形象的溝通往往有更大的影響力。採取這些策略並非只從「手段」的層面考慮，而是更重要的，到底我們是一個「樂助者(a giver)」還是一個「索取者(a taker)」。
但助人很多時候反被傷害，這種經驗應該不是個別獨有的。所以我們都不敢太張揚的做一個樂助者，反而催使我們更容易傾向成為放大自己功勞的索取者。雖然此書鼓勵我們要成為一名樂助者，並且列舉很多作為樂助者如何更成功的佐證給讀者，但我們仍得要很明白，一個樂於助人的人，需要有一顆很美麗的助人之心外，她還需要有助人的知識。

推薦《Give & Take》之餘，同時也是一次很好的時機介紹另一位超重量級學者的新著。這本書的名字就叫做《助人的藝術》(Helping)，作者 Edgar Schein 在管理學界是響噹噹的人物，是世界首屈一指專研企業文化的專家。Schein 認為「助人」除了要有本心之外，還需要培養一種關於助人的敏感度(sensitivity)。助人的有效性，除了你是否願意助人之外，也要視乎被助者是否想得到你幫助，被助者可能有很多顧慮，他可能覺得你的能力不足以幫他，或可能她認為指出支援的需要是一種軟弱的徵兆等等，我們若然不夠敏感，便成為了被助者的一種負累而非助力。

相較起《Give & Take》，《助人的藝術》帶有較濃厚的學術味，未必是一般讀者的興趣，但我也必須指出的是，此書其實是很實際地討論很多案例，以及作者的初衷是希望樂助者能透過助人的「知識」而成為一個更有效的樂助者。《助人的藝術》並不難看，薄薄的只有百多頁，但畢竟都是出自一位老練而嚴謹的學者之手，一般讀者可能要習慣一下，才能體會作者的睿智。相較之下，《未來在等待的銷售人才》(To Sell is Human) 則是另一本流暢、易讀易懂之作，並且能將《Give & Take》 的主張更「落地」。

作者Daniel Pink曾經寫過不少暢銷書包括 Drive、A Whole New Mind 等。乍看之下，很多人會以為作者是在討論「銷售」，但我卻從此書中讀到一種以「樂助者」心態來看銷售這回事。銷售，作者認為，存在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中。一方面是將銷售正常化，另一方面是希望說明只要用心聆聽、站在對方立場思考、提供全面而真實的資料、在自己的能力內提出最佳的解決方案、讓客戶有最後的自由選擇，這就是最有威力的「銷售」了！試問這不就是一種「樂助者」的精神嗎？

再者，當我們助人時，需要謹記別要做「黃大仙」(不需要有求必應)，我們不是被助者的工人。說到這裡，我便想起了一個蠻不錯的指引，這個指引是來自一本頗舊的著作《僕人領導學》，它是這樣說的：「助人」對侍奉的熱望是來自一種內在的感應。繼而透過這種感應的選擇和行動而啟導出非同凡響的領導力(leadership)。
辨識「助人為本的領導力」最佳的方法為：觀察被侍奉的人在整個被侍奉的過程中，是否變得身心更圓融、更有智慧、更開放、更自主和最為重要的，他們是否也成為一個「樂助者」？

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

 

城市化是一個在地球上持續了一百五十年的趨勢。而且完全未有任何跡象顯示此趨勢之末落。香港自回歸之後就是一個被大陸有錢人虎視眈眈的地方，他們都希望進入這個中國的一級國際大城市。曾特首我們的人口要增長至一千萬，這是將香港繼續都市化的過程。我們就不用說在大陸的一、二線城市。

現實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進入這些城市的。因此扮演中途站的「落腳城市」就是一種我們不能忽視的社會現象。《落腳城市(Arrival City)》作者 Doug Saunders 說全球最少有二十億人口在進行這種遷徙。想想國內一批又一批的農民工，其實就是不斷地適應，也希望加入都市化的過程，他們大都要在這類落腳城市先逗留。認識此現象，能讓當權者反思一下落腳城市存在的活力與潛在破壞力。而且我們都不能逃脫其中。

 

Hannah Pakula 的《宋美齡新傳》

「除了容貌之外，我幾乎再沒有別處是像一個東方人」這是蔣宋美齡對自述。但在她超過百年的生命歷程中，卻有約近七十年的時間是對中國、台灣予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就正如《宋美齡新傳》指出，宋美齡的人生足滿傳奇色彩，她性格複雜，形象多變，而且經歷無數重大歷史事件，所受的評價只能用「極富爭議性」來總結，但她肯定是廿世紀一位重量級的歷史人物，就連蔣介石、宋慶齡，甚至是孫中山也不如她。

此書作者以寫作著記著稱，又與宋美齡同是畢業於Wellesley College；她利用近年才解密的書信文件，不單是重構宋美齡混亂而傳奇的人生，還以中國、台灣的歷史作主線，將宋美齡的人生收於整條中國近代歷史的脈絡中。老外要寫中國近代史並不容易，但利用宋美齡的人生來為這段歷史補上一筆，不失為一個難得的視角。這本譯著的出版應該算是華文出版的盛事。

How the Mighty Fall 為甚麼A+巨人也會倒下

過去十年最有影響力的管理著作，非《從A到A+(From Good to Great)》莫屬，就連已故的管理泰斗 Peter Drucker 都對他讚口不絶，認為作者 Jim Collins 治學態度少廢話夠實務，是難得一見的管理學界奇才。因Jim Collins 獨到的治學方式與主流格格不入，永遠不會與理論談戀愛，這也是《從A到A+》大受歡迎的原因。近年已離開史丹佛大學，自立門戶且持續火紅。話雖如此，但鏡頭一轉，A+企業卻一家又一家的倒下。

Collins 不感尷尬之餘，卻極感好奇，是什麼讓它們不能再創高峰？因此作者重新出發，整裝研究後便寫成了這本《為甚麼A+巨人也會倒下 (How The Mighty Fall》小書。他說今天健步如飛的企業，可能已經潛藏不少衰敗的因子。若懂細察，巨人衰落是有跡可尋，且分五個階段邁向。可幸的是，只要還沒有堕進第五階段，企業仍有機會谷底翻身，想想 IBM。

 

不可忘記毛澤東

副題是「一位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一方面指出香港（以至國內）的經濟學家都奉承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其中頭號旗手當然就是連寫文章都機關算盡的張五常；另一方面也是成功的市場推廣：張五常出名，單挑他，也有機會出名，加上出版商的精美包裝，真的讓人覺得此書是有備而來。 

喜見此書的出現。作者用了廿五年的心得及研究，得出結論是當年毛澤東並不蠢，寧願投資在「資金密集」的重工業而非解救萬民的輕工業。從自由經濟學派來說是死罪一條。但作者指出背後可有另一番解讀：老毛對中國的經濟起飛有難以言傳的貢獻。細讀文章，不乏邏輯，可讀。能夠提供多一種意見，令中國經濟的起飛原因多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原因。不滿的是作者用上「某人」作映射，不夠磊落。單挑就得指名道姓，打的是自稱宇宙最強張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