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大學已榮休的哲學教授 Harry G. Frankfurt 在廿五年前一篇短短的文章,竟在今天就印成書。我必須說,以整本書的篇幅來計算,我真的不想當它是一本書,極其量我只能當它是一篇長文而已。但不代表它不值得印製成書;印成書本,當然從書商的角度,又是另一次淘金的機會。但確實,書的形式是較好流傳。言下之意,這本書是值得流傳。
我看 Harry G. Frankfurt 的日子不到兩個星期。最近,我在書店上看到他的另一本小書 --- 雖說小書,但也較 On Bullshit 要長三至四倍 --- Taking Ourselves Seriously and Getting It Right,我對此書有高度的評價,仍在閱讀中,望不久之後可以一評此書。當然,有這樣的一本好書,卻不大認識作者,自然想要找找他其餘的作品看看,才發現他是 On Bullshit 的作者。依稀記得此書曾在書店的書架上出現,但沒有細看;太少了,心想,也沒有想過這是一本認真的哲學探索。幸好,我在尚書房見到它的中譯本《論扯淡》,只花了我 HKD $16 元便可成交。
扯淡,這個辭對於香港人一點也不熟悉。若不要書面同時保留了英文原名,真不知是甚麼來頭。但促使我買這本翻譯並不只是價錢。此書的翻譯不是其他人,而是台灣書神的南方朔先生。這樣的人願意出手去翻譯這樣的一本書,必有其理由。(當然我其中一個猜佔原因為此書太短,值得花一點點的時間去譯,又可收到應有的果效,頗伐算)
短短的一篇文,卻需要我們進行深度的反思。結果在網上 Amazon.com 的讀者評價非常參差,給與一星與五星等級的讀者不相伯仲。我若要投,我會投四星。但對於投兩星以下的讀者又頗能理解,因為這書一點也不好玩過癮,不習慣晢學思考的朋友肯定覺得被騙。
簡體中文版的背面,印著紅透半邊天的于丹的一句:「《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才能對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欒的生活。」,然後在上面加了一個註批:這就是扯淡 (bullshit)。同樣的,在書中被 Frankfurt 想像一個演講者在美國七月四日國慶日上,聲嘶力竭地宣稱:「我們偉大且被上帝庇佑的祖國,其開國元勛在神聖的引導下,為人類開創了一個嶄新的篇章。」,這也是扯淡。看到這裡,我的神經觸動起來了。
Frankfurt 說太多人在扯淡。但從來沒有人認真地研究它,從而我們缺少對扯淡的理論 (a theory on bullshit)。有趣。但 Frankfurt 也沒有在 On Bullshit 中建立甚麼重要的理論,我認為最多只是談談對它的一些區分,例如扯淡與欺騙的區別在哪,而且作者也沒有對扯淡,提出很嚴苛的批判。他只是討論現象而已。
但我卻從他的這些討論自行進行延申。我認為,作者所探討的扯淡現象,與最後構成 Hannah Arendt 所說的「毫不起眼的邪惡 (the banality of evil)」 有某種的連結、有某種的關係。在某程度上來說,我認為扯淡是既可以是因為禮節需要,也可以是想進行某種「印象操控 (impression manipulation)」而進行的,總之,這是一種社會化的條件,人們在這種環境下會越來越不能思考,或越來越分不出甚麼是扯淡,或它到底對我們有甚麼影響;最終變得平庸、變得沒思想、變得沒有判斷力。我感受到的,是由於日間的扯淡太多太多了。
但說到這裡,我必須多說一句,所謂的扯淡,又與我們日間的「吹水」或「無里頭的胡扯」有所區別。作者舉出日間三數位男仕走在一起的「公牛時段 (bull sessions)」(因為他們準備要 bullshit 一番),討論的內容離不開是政治、球賽與性等話題,講者只是發表意見,卻完全不用為自己的言論負上任何責任。但無論如何,在這些言談當中,這些人都在分享著自己特有的觀點,是他們的主觀意見,是他們認為對的事情。有時候(也實在有不少時候),人們會在這些公牛時段,為著當中的一言半句而動肝火,甚至動粗。我認為因為他們仍然對這些胡扯有一點認真,有一點「真的相信」。但 Frankfurt 的扯淡卻有微妙的不同。
就用他的一段作為結束吧。他在《論扯淡》的第 69-70 頁這樣寫道:
"扯淡者所隱藏的事實,則是他根本不在意表述的內容是否有真實價值。我們不能理解的是,扯淡者的意圖既不是叙述真相,也不是掩飾真相。這並不意味著他的言語是無秩序的衝動,而是說指引和控制扯淡的動機並不在乎所述的事物真相到底如何。
"除非一個人認為自己知道真相,否則這個人不可能說謊,但是扯淡沒有這樣的要求。因此,說謊者就是在響應真相,他某個程度上還是尊重真相的。
"當一個誠實的人說話,他只說自己相信為真的事情;至於說謊者,所說的就是自知為假的陳述。然而對扯淡的人來說,上述這些賭注都不存在:他既不在真實這一邊,也不在虛假這一邊。說謊的人和誠實的人都把目光擺在事實上,而扯淡的人則根本不在意事實,除非這麼做能符合他的利益,讓他不受惩罰就逃過自己說過的話。他不在乎自己說的話是否正確地描述了事實,他只挑選或編造符合他目的的話。"
現在可以理解為甚麼我認為 「毫不起眼的邪惡 (the banality of evil)」 的其中一個源頭是由這裡而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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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ullshit
, by Harry G. Frankfu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簡體中譯本為《論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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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讀一本新書 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有趣,雖不是最棒的著作,仍算是一本好讀的書。這書名實在起得好,一看就知它想說什麼,它就是討論人類對錯事那種理性化功能。猶記得當年英隆能源公司 (Enron)破產後,大量職工被召去問話,這些員工大部分是全球最高質素的知識工人。對於英隆多年來的造假,他們說毫不知情;對於自己的行為竟導致如此嚴重的後果,他們的辯解是「我只是盡力做好這份工」!
劣根早種於人性 「我會做好這份工」也可以殺人無數。一位我很敬重的政治哲學家 Hannah Arendt 寫的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分析了人性「空洞而沒有思考的平庸」如何成為歷史災難中製造罪惡的媒介,這就是他提出的「毫不起眼的邪惡」 (the banality of evil)。Adolf Eichmann 是在二次大戰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德國納粹分子, 1962年被以色列法庭以戰犯罪名處死。在Arendt 看來,被世人視為冷血殺手的Eichmann 並不是什麼十惡不赦的魔頭,他不過是個普通、平凡、和你我長相差無幾的人。他之所以簽下屠殺猶太人的命令,是出自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動機:服從。他之所以犯下彌天大罪,是因為他根本「不思考」,他只是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
「平庸」是指「無思想」(thoughtless)和「無判斷」(disoriented),是一種深植在人性中對道德輕率、逃避和扭曲的「反人性惡性」。通過對審判的親身觀察,Arendt 對「邪惡」有了更深的體會。邪惡不是什麼卑鄙的東西,也不是什麼高深難懂的現象,它只是一種人性,一種麻木到無視他人痛苦、輕信「崇高」的謊言、對是非善惡的分野無動於衷的人性。因此,Eichmann 的罪不是「反猶太」,而是「反人類」,一種背叛人類正義、扭曲人類善惡之分的罪。
當年 Arendt 提出這樣的觀點,馬上受到多方攻擊(尤其是猶太人),認為她沒有血性、沒有良知地為一名魔鬼開脫。但其實 Arendt 是一名既勇敢且敏感的知識份子。結果,「毫不起眼的邪惡」被一名心理學家 Stanley Milgram 在七十年代以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實驗證實了。Milgram 在 Obedience to Authority 中指出,善良的知識分子、平民百姓,當中包括不少婦女,在命令的淫威下會做出完全令他們難以想像的劣性行為。
若然你嫌 Eichmann in Jerusalem 和 Obedience to Authority 都是過於懷舊的話,可以讀讀 Philip Zimbardo 的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Zimbardo 是史丹福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1971年他主導同樣是世界知名的「史丹福監獄實驗」,其內容就是回應 Arendt 與 Milgram 的發現,此書台灣已出了中譯本,名為《路西法效應》。人類對於自身行為的不自覺、不清醒,似乎是進化歷程上仍需努力的地方。
過分自我保護拖垮事情
問題已提出來了,但可有解決方法?這也是 Mistakes Were Made 的最弱一環。此書在最後一章,提出了我們要提高自己的意識,不要一下子就掉進這一類自圓其說的陷阱,但這些建議沒有太大效益。不論 Hannah Arendt、Stanley Milgram 或是 Amos Tversky 和 200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 提出的人類不自覺非理性行為等,都是經過很精細的研究,很有力的點出了問題,但他們都沒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方法,讓人可以真正解除這種魔咒。
若有人能抽絲剝繭層層證明人類此類互動會如何降低生產力,並影響人的生活質素,同時扭曲人性對正義,尤其是整個組織對正義的看法,然後提出完整的解決方法、理論,讓人類的生活可以邁向一個更正義、更民主,而且有更高生產力的社會,你覺得他是否值得獲頒諾貝爾獎?
我真的這樣認為。Chris Argyris 與 Donald Schon 在七十年代所開創的「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
) 是值得一枚諾獎的。由於Donald Schon 早於十年前已去世,我暫且將焦點放在 Chris Argyris 身上。Chris Argyris 在組織行為學的界別中屬殿堂級人物,在學術圈中也是最常被引用的管理學者之一。今年年屆八十六歲的他,已從督教多年的哈佛大學退下來,他可被稱為活的商業發展史。Argyris 五十多年來的研究都是那麼一致(甚至沉悶),他專門研究人在組織中的防衛(defense)現象,以及這些現象的成因及後果。他的一生幾乎是貢獻在一個事情上:令人類的行動更有效,若人類都能掌握這種有效行動的能力,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才能得到保障。
組織防衛這個問題真的很棘手,因為我們所遇到的自圓其說行為,至少可區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個人,另一層次則是關於集體的。個人的理性化行為,往往是來自自我保護,這是很自然的,毫不費力,而且十分重要。但大家都會經歷過因為個人下意識的防機制做得太賣力,而把事情搞砸,這種因為高度熟練性的自我保護,而最終事與願違,Argyris 稱之為「熟練的無能」(skilled incompetence),意即任何熟練的技藝與動作旨在達到更好的效果,但人類偏偏卻因此自毀。
例如在一個氣氛良好的高層主管會議上,在一遍歌舞昇平的報中,經理主管都忙分享他們的功績,然後把一些非常細碎而技術性的問題搬上桌上討論,但當討論回到一個爭議多時、關於繼續死守他們專有的高端市場,還是要開發低檔市場的問題時,討論就此卡住,會議氣氛也緊張起來。此時,坐在總經理旁邊的副總馬上跳進來,以一堆虛無的言詞將問題淡化;然後其他與會者馬上接話,插科打諢地說了一、兩個「冷笑話」,大家又不自覺地回到無關痛癢的技術性討論上,對於剛剛緊張的一刻恍如沒有記憶一樣。
很多時候,埋藏在組織中的深層問題多不易見。往往需要一個能夠感知問題,又願意挺身指出問題所在的人把組織的「潘朵拉盒子」打開,但不用我說,你也會知道這是一個高度危險的舉動。因此,很多管理人在私下會說某些深層次問題「不好說」,便熟練地不再在公眾前提出這一類問題。本來是人所皆知的深層次問題,但在不斷的「不好說」經歷影響下,慢慢便成了人皆避談的話題,只要表面感覺到太平盛世,過得一天便是一天。這就是所謂的「熟練的無能」(skilled incompetence)。久而久之,組織便積累了很多「不可討論的議題」,這正好回應了 Arendt 提出的「毫不起眼的邪惡」。
互動體驗了解自身局限 行動科學就是要創造一個不同的互動環境出來,從而讓人才可以在一種「非扭曲的溝通環境」中,體現正義、民主與生產力。由於 Argyris 自稱是一名「行動科學家」(action scientist),他的理論很大部分是建構在真實的人際互動中,是屬於「我與你」及「我與他」的範疇,沒有 Argyris 現場體驗對質 (confrontation) 的經歷,便很難明白他在學術上的主張。他其中一本較易掌握的著作是 Flawed Advice and the Management Trap
,書中他批評很多所謂顧問,仍未能看到自己的「熟練的無能」,所以給予建議時,往往是不可行而不自知。這樣下去,顧問的名聲終會被拖垮。
可幸的是,強將手下無弱兵。 Argyris 教導過的學生當中,有不少已在管理學界或顧問界冒出名聲。一位是曾寫下顧問界寶典 Flawless Consulting 的 Peter Block(你應該要閱讀他所有的作品);第二位是 Roger Martin,他的近著是 The Opposable Minds;第三位是寫下引導者經典 The Skilled Facilitator 的作者 Roger Schwarz。他們都是 Argyris 獨當一面的學生,若要參透 Argyris 提出的行動科學,他們的著作絕對是好的起點。最後我必須說,Argyris 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沒有他的教導,我相信自己仍然活在一個毫不起眼、平庸,且不自知的邪惡生活中。醒來是痛苦的,但生命卻因此而值得一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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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 2009 年 2 月 18 日‧信報)
記得1994 年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台灣中譯本《第五項修練》剛出來時,帶來的不只是一股所謂「系統思考」 (systems thinking)的熱潮,當中還有「學習型組織熱」、「願景熱」等等,在台灣所吹的這股學習型組織風潮,可謂一時無兩,其譯本的銷量早已超過五十萬(以譯著來說,確實是本暢銷得出奇的奇書)。
在我接觸的眾多台灣企業界主管中,確實有不少都聽過或看過這本被譽為過去一百年最重要的商管著作,這與香港對此書的認知可謂有天淵之別。我有幸在這股運動中遊走了多年,從 The Fifth Discipline 出版十九年後的今天回看,不禁驚訝它帶出了一種很另類的商管閱讀選擇。
首先,The Fifth Discipline 絕對可以說是「黑天鵝效應」(即事前無法預測它的成功),因它集所有票房毒藥元素於一身。此書本就深奧難懂,有大量聞所未聞的古怪術語,例如系統基模、隱性秩序、微世界模擬器、推論的梯階等等。加上作者是多年的禪修者,對很多近似新紀元運動的主張並不抗拒,令此書在嚴謹科學管理的探究中,披上了另一層神秘面紗。
其次,此書的範疇非常龐雜,有所謂的五大修練,當中討論一個又一個的管理工具。屈指一算,由溝通到策略到電腦模擬技術,大大小小也介紹了近二十多個工具,然而這書卻寫得高度抽象,全書片片段段述說不同的處境和個案,大多數個案並不是作者本人的案例,而且也沒有明細的行動步驟說明怎樣建立一個所謂的學習型組織。
多年後,作者 Peter Senge 在訪問中說到,當中有不少內容在他寫作期間仍在整合,是屬於在混沌中靠直覺、感覺寫出來的,怪不得人人看得似懂非懂。的確,從我的工作上得悉,買了此書而真正讀多過兩章的人為數不多,能夠看懂它的就更只是鳳毛麟角了。
雖然如此,此書就是照樣大賣。在美國大賣、在台灣大賣,在中國也大賣。此書在國內暢銷的一個原因充滿傳奇色彩。話說此書在台灣大賣,曾有一段時間人人都在看《第五項修練》,包括當時負責兩岸談判的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那我必須先交代這書的一些背景。
The Fifth Discipline 主張主管必須擁有「第五項」的修練,即系統思考。能縱觀全局,並了解因果環環相扣的非線性關係,是二十一世紀前瞻管理者不能或缺的能力,而此書其中一大賣點就是指導領導者如何可找到系統的槓桿解。一般人的錯覺以為學習了系統思考,我們便可掌控大局,便可高人一等運籌為握。但此書的主張是,當我們了解系統的複雜性後,我們馬上知道在系統面前,我們並不是想像中那麼聰明。書中第三章提及的「啤酒游戲」(The Beer Game),就讓讀者知道在一個動態系統面前,我們往往會做一些令問題變得更糟的決策(只要你願意追蹤官員與政客的決策,例子俯拾即是)。
專治棘手問題
在複雜的社會系統面前,沒有人可自稱已找到破解的答案。Peter Senge 認為,在系統面前,人應該要變得更謙虛,回歸到一名帶有初心的學習者才是。讀者可試找 Solving Tough Problems: An Open Way of Talking, Listening, and Creating New Realities
來看看,書中作者 Adam Kahane 道出自己如何由一名專技型問題解決高手,到遇上一個又一個死結,讓他理解到複雜系統(尤其是社會系統)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解決取向。
要破解複雜,就先得要看到複雜、了解複雜。The Fifth Discipline 希望討論的是「不容易有答案的問題」,而非已被充分討論的「技術性問題」。這兩者如何區分?前者是從來沒遇過或以往的解決方法屢試不靈的,而且是明確暴露在風險當中,由於沒有已破解的答案,所以解決問題的責任不完全在領導者身上,例如香港當年遇上沙士,沒人知道有效的治療方法,每個人也在風險之中,此時市民保持個人衞生的責任就遠遠重於醫生作為最後防線的處理,所有參與者在沒有技術性解答時共同調適出最佳的處理方案,是為「調適性問題」(adaptive problems)。因此,在面對調適性問題時,要求一種高度協調的領導力。哈佛學院的 Ronald Heifetz 的 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
就是討論這方面的經典之作。書中的名句是「 to lead is to alienate」,即真正的領導工作本來就是帶有疏遠群眾的危機,要如何平衡這種矛盾且相生的現象?此書真的值得一讀再讀。
面對這類棘手問題,The Fifth Discipline 提出一個必不可缺的程序,就是有意義地與參與者作深度溝通,或他引用量子物理學家 David Bohm 所提出的「深度匯談」(dialogue)。此言又何解?是邀請大家坐下來,不單放慢我們日常跳躍式的思維慣性,更需要懸掛對事情的種種假設。
深度匯談可想像為大家坐下來 hang-out,有如在戒毒中心圍成一圈作深度清底一樣。在一般企業,這是難以想像的。然而,今天在任何組織單位,太多的是機械式執行,太少的是剖心溝通。若企業內各人願意從多角度一起溝通他們的想法和看到的資料,便有機會併成一幅立體的全像。當我們能夠看到系統複雜性的全像,也就較容易看到問題的槓桿解,同時也不會一下子就跳到採用治標不治本的「即食解」(quick-fixes)。因為這只會造成他所說的「今天的問題乃來自昨天的解」(today's problem is coming from yesterday's solution)。
組織的複雜性固然愈來愈高,社會上的毒品、教育和醫療問題等都是一些環環相扣的複雜問題,因此讓各方利益單位聚首一堂進行「深度匯談」,對改善現況有深遠意義。 David Bohm 除了是世界知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外,他也是印度哲人 Krishnamurti 的密友,晚年有很多很深刻的哲學著作,其中 Peter Senge 的深度滙談就是以 David Bohm 的 On Dialogue
為理論基礎,但這本書並不容易讀。後來又有一些人在 dialogue 的基礎上發展出更可用的方式,其中一種被 Peter Senge 大力推廣的就是 The World Cafe: Shaping Our Futures Through Conversations That Matter
,其操作非常簡易。感動的是台灣有一群推動企業學習的實踐者已將之譯成中文出版了。
創對話空間 回說辜振甫的故事。中台兩岸談判,涉及種種複雜性,故更需要使用這種方式的對談,方可創建一個更有對話空間的環境。《第五項修練》剛出版不久(1995 年左右),辜振甫在一次與中國代表會面的時候,把這書送給中方代表汪道涵,並說它可改變中國的未來,請他們毋必要找出版商發行之,結果最後由上海三聯書店承印 (看圖,此乃當年出來的版本)。但由於此書的主張對當時國內的管理環境來說還極之陌生,而理念也是超前的,所以銷量不佳。也幸好有上海三聯書店的支持,熬過了數年光景,國內突然吹起一遍「學習型組織」、「學習型國家」、「學習型城市」等口號,此書便熱起來了,其後更長期成為十大熱賣書之一。
The Fifth Discipline 到今天,已有十九年歷史了,可說是邁進了經典著作之列。三年前,此書出了一本十五周年更新版,Peter Senge 加入了近百多頁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系統觀念。回想過來,我當年第一次接觸此書時,不停地看看看下去,它吸引我的地方是我終於從此書中,找到一個可實踐應用「系統思考」的方法,那不再是高高在上只有學界專家才可接觸的重要知識。也因為此書,讓我進入了偌大的管理世界。在此,我衷心的感激 Peter Senge。
註:The World Cafe 的中文版《世界咖啡館:用對話找答案‧體驗集體創造力》
Posted at 06:26 上午 in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thinking, 信報 | Permalink | Comments (2) | TrackBack (0)
很高興能從書商中收到這本Discussing the Undiscussable: A Guide to Overcoming Defensive Routines in the Workplace,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我也貢獻了自己的一個個案給作者,而作者覺得個案寫得不錯,所以便將之納進書中。
作者 Bill Noonan 是我在 1995 年於波士頓認識的。我飛到美國就是為了學習 Chris Argyris 及他的弟子發展出的的方法,Bill Noonan 是我當時的直屬導師。他是一名非常温文儀雅的學者,與 Chris Argyris 完全不同的是,他讓人感到非常友善,而且在學習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是非常關注學員的學習,也很用心的希望他的教學真的可以幫得上忙。這些方面,我都有第一身的感受,所以當我看到他的書終於出爐的時候,從心底裡替他感到高興。
至於這本 Discussing the Undiscussable ,其實是 Noonan 希望用更易懂的語言,來為一般人介紹 Argyris 的理念(Argyris 眾多的著作當中,最易讀的要算是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Defenses ,但也遠遠比不上 Bill Noonan 的容讀性)。我尤其喜歡在書面的那幅插圖,很有趣呵!而且也可以從這幅圖,很容易知道這本書是與溝通、在複雜的處境互相指責等現象有關的。但很多讀者可能不知道的是,Chris Argyris 及 Donald Schon 發展出來的「行動科學 (action science)」,可能是現時所有有關溝通與破解組織防衛的知識中,最優秀的一套。我的經驗是,學習行動科學,比學習 Seven Habits 或 NLP、L.E.T.、facilitation、或坊間很多不同的衝突處理技巧等,都來得到位,都來得有效。這是我多年來參與過各類型大小的培訓給我的感覺。
Argyris 的徒弟多已是很出色,且獨當一面的大師了,例如 Peter Block 及 Roger Schwarz,他們的著作都已經成為了顧問行業中的經典著作。那些著作的好處是,他們都已經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而且也是被驗證有效的。然而,若說是「純 Argyris 路線」的著作,至今除了 Action Design 的一些文章外,仍未有一本真正可讀的著作出現過。因此,Bill Nonoon 的這本新著,絕對是破天荒的。
回說 Bill 這本書,我只能給與「滿分」,真的沒有其他選擇了。這是因為我確知這樣的一本書是如何的難寫。但 Bill 卻可以在書中揉合故事、比喻、個案、理論,連同一張很重要的 DVD 個案,有系統地帶出 defensive routine 是如何植根在我們的組織中。
我至今仍有一個想法,認為這本書是寫給一些有經驗的顧問或人力資源經理閱讀,因為 Bill 在書首採取了一種很直接的手法:討論行動科學的三個最出名的工具-推論的階梯 (Ladder of Inference)、左手欄 (Left-hand Column)及兼顧主張與探詢 (Balancing Inquiry and Advocacy)。對於這三個工具的詳細使用方法,讀者們大可以翻閱《第五項修練實踐篇 (The Fifth Discipline Fieldbook)》,那裡可以將背後的原理娓娓道來。但在 Discussing the Undiscussable 中,Bill 沒有刻意的重覆解釋這些工具是甚麼,而採取了一種「用家須知」的方式來討論這些工具。由於我自己對這些工具已有佷豐富的理解,加上作者強調無論你有多熟悉這些工具也好,他仍是建議我們仔細的閱讀這些心得分享(我本來正有打算跳過這部份不讀)。幸好,我還是尊重了 Bill 的建議。頭兩章的分享是我不能想像的重要,尤其是對已經有經驗的顧問來說。
然後,書的中間部份 (Part 2 and 3) 是一個很仔細的個案研究,名叫 Fix It Now, or Fix It Later。這個個案寫得非常漂亮。漂亮是在於 Bill 能夠抽絲剝繭地、很細緻地一個跨國企業中的管理複雜性,用不同人物的視角,以及他們的對話互動來展現在讀者眼前。我知道 Bill 在這個個案上花了很多心血,而且更將部份的對話拍成一段很有素質的 DVD,連同此書送給讀者。也是從這個個案中,Argyris 所說的組織防衛機制 (defensive mechanism) 便呈現出來了,而服務在這個企業的不同主管,心中都認為有某些事情是「不能被討論的 (undiscussable)」,造成了一連串的誤會並將問題不斷放大。因此,組織防衛經常是阻礙一家組織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的最大原兇。
這是極難纒的,因此,Bill 也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指導我們可以如何拆解這樣複雜的組織防衛。這一部份固然重要吧,但若說我個人最欣賞的,莫過於他個人的一些引導經歷,而且往往是一些失敗個案的重新回觀。我對這個部份有高度的評價。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失敗個案是作為一個顧問經常會遇到的問題,所以對我們來說是極有參考價值;同時,另一方面,作者也展現出經年累月對行動科學的修練後,一個實踐者可以如何對自己的行為展開反思實踐 (reflective practice)。
最後,我很喜歡 Bill 用花園中的「雜草 (weeds)」來形容組織的防衛現象。他說,花園中的雜草是會自動滋長出來的,就正如人們走在一起時,組織防衛就很自然的會出現。我們需要時刻警惕,不要讓雜草失控地滋生,因為這些雜草會阻礙植物健康地生長。我們可不可以永久地根除所有雜草,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就正如組織防衛現象一樣,它不會永久性地消失。但我們的警覺是可以控制這些雜草不致影響組織的正常表現。這是一個很好的比喻,也同時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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